南宋金元：新道教流派的兴盛

宋元道教存在的社会背景 从总体上来看，南宋时已处于以儒为尊的思想条件下，但南宋统治者还是给佛、道两教以一定的社会地位。宋朝廷南渡之后，皇帝也曾以营建并参拜宫观、召见道流，或赐钱物、赠封号、授官爵、书写道经等方式，表示对道教的信奉。道教中人则通过在宫中设内道场、做法事等方式，表现对朝廷的支持。这样便使道教与前朝一样，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金灭辽和北宋以后，管辖了中原和北方的大片领土。一大批北方士人既不愿做官，也不愿卷入宋金之争，便从宗教中寻求慰藉，这使北方道教一时兴盛起来。他们形成不同的教派（如萧抱珍创立的太一教，刘德仁创立的真大教，王重阳创立全真教等），由于此时的道教在士人的改造下，于教义上更有深入，并有时代的针对性，所以一经建立，便具有思想的号召力，在组织上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现象引起金朝执政者的密切关注，考虑到稳定人心之需，他们给予道教以一定的扶持。
元灭金之后，元朝廷对道教亦同样表示崇奉，以争取汉族士人支持。成吉思汗召见全真教首领丘处机，为其统一中原创造条件。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期间，在支持藏传佛教的同时，对南、北方道派继续持尊崇态度。元统一全国后，道教形成正一道与全真道两大派别，其他力量较为薄弱的各派道教分别与正一（天师）道和全真道相融合。明以后的道教基本遵循这一格局而在社会上流传。
以内丹学、三教融合为基调的教义 在南宋金元时期，文人入道者较多，许多道教人物均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又与名士交往密切，这对提高道教的素质和促进道教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时，三教合流的思潮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其趋势则由社会功能上的融合发展到哲学理论上的融合，道教中人也以此作为教义之基调。
如其中的全真道，主要在发展内丹学的基础上融摄禅学与儒学，故他们的教义以“三教圆融”、“三教平等”为号召，以修炼心性为主要内容，以淡泊刻苦、救难济人为行为准则。
太一教是金朝北方新道教中唯一崇尚祈禳符箓的，但与魏晋之教派不同的是，他们已同时讲究内炼，以心灵湛寂、冲静玄虚、品德坚洁为修道之要，而以符箓为之辅。体现对新的社会思潮的吸纳。
大道教制定教义教规，根据当时的战乱社会背景，提倡清修寡欲，俭约自奉，安分为人，并实施民众救济、除邪治病、对安慰民众情绪、创造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有一定的作用。从其教理而言，则带有许多儒学注重现实的风格。
江南正一道汇合与统领着诸符箓派道教，在思想上则推崇儒学力行忠孝，在宗教内容上杂学各派，同样表现当时道教中人杂糅各流思想的时代特色。同时，南宋时继北宋道教的余绪，新的道派不断产生，其中北宋的神霄派传播到大江南北，并形成众多的支派，清微派则从神霄、正一、灵宝诸派中吸收营养，卓然成一大家。上述几派在教义上都有汇合内丹与符箓的特点。传统的灵宝派在宋元之际衍生出东华灵宝一系，理论和科仪都有不少新的创造。
宋元时期，江南又流行净明道，“净明”二字本取于佛教心性本净本明、一尘不染之意。其教义主张在修心的同时还要践行，尽忠尽孝，并全力维护宗法制度，强调行善积德。他们所讲的修道神仙，已与儒家的圣贤极为接近。另外，他们还把儒家伦理直接具体化为宗教教义和戒律，简单是可视为儒学宗教化的尝试。

事实证明，能在当时社会上得到流行并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各派道教团体，无不在“三教融合”上建立其思想体系。这反映在我国后期封建社会，儒学已十分强盛，道教出于防止被儒学排挤、侵吞之需要，不能不采取适应形势的做法。这也是他们面对现实所作出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