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宗教

诗歌与宗教的关系： 诗歌与宗教向来有着不解之缘。《圣经》中专辟《诗篇》一章，收录了诗歌150首；佛教高僧也多有诗词传世，用以阐明佛理或读经心得。中国是诗歌王国，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最能和中国人的心理契合。因此，大量的中国古代诗人和道中之人以道入诗、以诗明道或托道言志甚至以诗和礼便不足为奇了。道教文化由于有这方面的功能，所以使它显得更为丰富多彩、千姿百态。
应当说，诗歌里的丰富的语言，是适合于表达神秘宗教体验和悠远宗教意境的。而中国传统诗歌中飘逸空灵的风格，则能较好地抒发道家超然物外的神仙气质。这是道教诗歌得以产生、发展的重要是伴随着道教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道诗的界定：道诗可从内容上来区分，将其分为三大类：其一是道中之人为宣扬道教教义而作的诗歌，往往具有歌谣的性质，语句朴实而隐晦，启示人们的想象。许多传道之士所作的玄道诗，即属这种类型。其二是道教中之人在修炼中或与同门中人交流时有感而发之言，它们是道义与诗歌审美的结合。比如葛洪、陶弘景的练功歌诀，即为此类之典型。其三是深受道教思想影响的诗人之作，散发着浓郁的“仙气”，比如郭璞、李白的游仙诗。道诗主要盛行于晋、唐时代。
道诗发展历史
晋代道诗：晋代以前，儒家思想统治着中国社会，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提倡儒家的道德原则，并为各阶层特别是上层所推崇。汉末，军阀纷争社会动荡，人们对儒家严格的道德规范失去了信心，造成了社会道德的失范，直接的结果是儒家思想的削弱和儒家地位的下降。到了晋代，知识分子重新拾起了老庄思想，玄风大盛，这里当然有逃避现世的嫌疑，但也是在寻找另一条道路，这是道教产生的社会基础之一。这样的一种社会风气浸入到诗歌领域就促成了道教诗歌的繁荣。比如郭璞、陶弘景、陆静修，这些道中名士都写出了一些流传至今的带有道教风格的诗歌。
唐代李白与道诗：唐代是诗歌的时代。在风格各异的诗人中，李白可谓独树一帜，他本人生性豪放、喜痛饮，好吟咏，时人称他为“诗仙”、“酒仙”，实在是名副其实。这样一位带有仙气的大诗人，自然是写道诗的高手，更何况他本人与道中之人关系密切，不可不受道教思想的影响，诗语之中流露道教气质便不足为奇了。但李白的道诗与前人最为不同之处，在于诗之用意不在论仙而在表现某种性情。前人所写的道诗如郭璞，大都是描摹想象中的仙境或叙述修炼心得，来表达自己对成仙的向往，他们富于意境而疏于感情。而李白的道诗，则是借道家之境来讽喻现世和表达奔放的情感。比如他那首传诵后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便是典型。唐之后也有不少道中或道外之人书写的道诗，但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都已不能再超越晋唐时人的了。
宋诗与道教：在宋代诗人中，受道教思想影响最深的应该说是苏轼和陆游。苏轼曾吟诵《宿九仙山》，引葛洪等道派中人为同流，并自谓“七岁从道之师”，长大后相信神仙的存在。
陆游除在其早年写有《钟离真人赞》、《幽居》、《步虚》等诗外，还在中年以后追随道教之踪，寄情山水、修道炼丹。他在此后的多首诗词中表达自己沉醉于其中的情趣，如《幽居即事》中的“采药鹿门山，钓鱼富春渚”；《寄隐士》中的“更为乞《黄庭》”；《道怀》中的“织罢化吾梭，棋终烂汝柯”，均是此情之写照。
著名理学家朱熹也是一位对道教颇为熟悉的人物，他曾在《武夷七咏·丹炉》中记载了道教的炼丹活动及相关的遗迹。反映出对道教相关理论的熟悉。另外，他还作有《简寂观》等诗，勾勒出道士陆修静的主要生平。
另外，如当时著名诗人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刘克庄等，都曾留下在这方面的不朽诗篇。
总之，道教思想对中国传统诗歌有深刻影响。可以说没有道教诗歌就没有中国诗歌的“风骨”；而没有中国传统诗歌的作用，道教就似乎缺少了一些艺术气息，而道诗则是中国传统诗歌与道教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