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北宋时期：道教理论体系的成熟和大发展

隋唐北宋时期道教的社会地位 隋唐北宋时期是我国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隋皇朝建国之初，文帝运用道教编造”授命之符”为他夺得北周政权获得舆论的支持，故隋文帝在获得皇位后，很自然地对道教加以了崇奉，这使道教得到了发展。这种朝廷的施政倾向一直延续至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之中。就此，道教在这期间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一度道教的地位甚至在儒教、佛教之上，居三教之首。道教教主老子不仅被尊为唐宗室的“圣祖”，还先后被册封为“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金厥玄元皇大帝”。北宋皇朝虽然结束了五代十余年动乱，使社会生产、文化得以发展、繁荣，但其国力赢弱，并时常受到辽、西夏、金的侵扰。为了解除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安定民心，缓和阶级矛盾，他们求助于道教神灵，以至宋朝历代帝王对道教亦相当崇奉，其中尤以真宗、徽宗的崇道为甚。真宗在与辽立澶渊之盟后，曾效信李唐，造出过“三书”下降、“圣祖”降临等道教神话；而徽宗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任命林灵素等符箓道士以官职，通过颁行政令推行神霄道教，一度重道抑佛。当然从总体上看，在这一时期的儒、佛、道三教在社会地位上呈鼎立之势，但在思想上又有三教汇合的趋势，道教尚未完全占有独掌全局的地位。
唐宋崇道的缘由 封建社会的帝王之所以崇道，首先是因为他们认为道教这种宗教形式可以为他们建立和巩固政权服务，另外也与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失去自信有关。所以他们做得最多的，是请来道士做法事、祈福求平安及制作符命，等等。
其次，他们也出于将道教思想视为有益于社会安定的意识形态的考虑。东汉末的张角等人以道教作为农民起义的依托，但在上层道教那里，还是能够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东晋以后，一些道教学者努力使道教思想同儒家伦理相结合，使之尽可能地与世俗封建伦理道德的观念相接近。所以唐宋历代皇帝中，已不乏对道教观点肯定者。如隋文帝在保护天尊像的诏书中言：“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唐太宗敕道先佛后诏令、宋真宗赐道士贺兰栖真诏等，都有类似思想的表述。
希冀长生，也是中国社会中人崇道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道教关注现世，要求人们重视自己的生命，所以要求教派中人能通过养生调摄，来强健体魄。这对社会上的人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一些王朝贵族，也会出于上述需要，对道教发生兴趣。关于这一点，新旧《唐书》、《宋史》等史书上有较多的记载。
外丹术的发展 由于唐代皇帝大都相信服用金丹可以长生延年，又曾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命道士制炼金丹，这使金丹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其著名炼丹术士之众，保存下来的炼丹经诀之丰，炼丹术具体内容之富，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大，历代无出其右者。故学术界称唐代为道教为丹术的“黄金时期”。如司马承祯《服气精义论》、《修真精义论》等，均为当时著名的修炼理论书籍。
除此之外，在实践上，对于一些毒性显而易见的丹药原料，如四金（金银铅汞），八石（朱砂、雄黄、云母、空青、硫磺、戎盐、硝石、雌黄）等，当时的人们采用加入药料、加热、加水来促成化学性质的变化等方法以去毒。虽然，这样做不一定全能达到目的，但不可否认，这类去毒的思路是符合科学的。正由于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丹药的效用改善了，才使得这种具有性命危险的东西，对人发生持久的吸引力。
内丹学理论 一般来说，治道教史的都重视东汉魏伯阳在内外丹术发展史上的地位。不过，对于他的名著《周易参同契》究竟是谈外丹还是内丹，或者是内外丹都讨论，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只是后世治内丹的，大都尊《周易参同契》为内丹经之祖。到了隋唐时期，内丹学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到了唐后期至于北宋，内丹术在修仙术中渐渐代替外丹术占据了主导地位。唐五代时有钟离权、吕洞宾一系的内丹学说和操作体系流传，五代时施肩吾所撰的《钟吕传道集》，可以代表这一时代内丹学的理论水平。钟吕金丹法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对北宋金丹南宗和金元时全真道的丹法理论有直接影响。其后，经五代宋初道士陈抟到北宋道士张伯端，则内丹学更为系统发达，成为当时道教理论发展的主流。他们的内丹学都主张性命双修，将内丹与禅学相结合，在处世为人上把老庄之学与儒学相结合。陈抟最有影响的两部著作是《无极图》和《先天图》，其中又以《无极图》最为著名。张伯端著《悟真篇》，以《阴符经》和《道德经》为祖经，吸取“三才相盗”和“虚心实腹”的观念，融摄儒学与禅学，形成独具特色的先命后性的丹道理论。此书还以天人合一为原理，提出逆炼归元的炼养方法并强调性命双修。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北宋理学的形成，成就了儒学宇宙生成和演化学说。
“重玄”理论体系的形成 这是隋唐道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在道教形成初期，于玄学名士与佛僧热衷研习老庄哲学时，道教徒则多从事符箓科教和炼丹养生的活动，而少有能发挥老庄思想的人。及至南北朝佛教兴盛，常与道教发生争辩，在争辩中佛僧屡次贬斥道教经书浅陋，教义既少理趣，修持又近乎巫。道教徒受此刺激，转而重视经教体系及哲学义理的建构。继《灵宝》、《升玄》等杂糅佛儒学的经书问世之后，又承袭玄学，研究注疏老庄、兼容三教思想，从事新道教哲学的构造。
隋朝在京师舍玄都观，义学道士集中起来研究三教之学，整理首都义理。当时的道士所讲经书，以《老子》为主，也讲《庄子》及《灵宝》、《升玄》。唐朝皇室为适应道教的此种需要，也除了《道德经》为道士必读书外，又设相关学科以鼓励道教哲学的研习。
“重玄”二字发端于老子。自《道德经》“玄而又玄，众妙之门”而引伸，道教中人要求以此为核心，形成道教所特有的道性说和精神超越之道，对生长成仙作出新的解释。这可说是在理论上对道家本义的复归。在唐时，从事于重玄学说研究的道教学者很多，其中以唐初道教学者成玄英的《庄子疏》、李荣的《道德经注》，最具有代表性。
成玄英在重玄学说，注重将老子的道论引向庄子的境界说，使道成为主客合一的真理。他指出重玄的含义就是指大道的存在方式，也可说是道的本体论。它体现大道的超绝神妙性，表明道即是妙理。另外，重玄也指修道的要求和方式。既然大道深微，无法用求学的方法得道，那就只能用老子“为道日损”与庄子“坐忘”之术，达到兼忘，即连忘却也忘却。这就是长生久视之道的真谛。
李荣是年轻于成玄英的又一名重玄大师，他除了也能因理释道之外，还从动态上把握道与万物的关系。另外在修养论上，他提倡因乎自然之性，行中和之道。他们的学说形成，标志着道教学者已能引入“理”的概念以充实“道”，并形成在本体论基础上的理论体系，从而在思想上形成与儒、释相区别的自身特色。
儒、道、释三教之分歧与融合 唐宋时期，与道教并驾齐驱的还有佛教，另外在社会意识领域还活跃着虽然已不足以统领全局，然尚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学思想。它们形成鼎足之势，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作用。三教之间常常进行斗争，以证明自身的价值，争取执政者的支持与群众的拥护。同时又汲取对方的长处，以适应环境，发展自身，争取或巩固自己的地位。
到后期它们之间又渐趋融合，这种融合大致有三种表现：一是三教的一些学者互相承认彼此有益于人生。二是承认彼此的道理有相通之处。三是取它学之长处，为我所用。如其时之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等都曾援佛入道，吴麇融儒入道，杜光庭混同三教。佛教中的禅宗主张“任运自然”，就是老庄自然无为精神的体现。而宋代理学所述之太极思想、理气关系说等，则是对道、佛两家思想吸收、消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