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道教的改革和与戒规科仪的完善

魏晋之际道教的传播与分化 汉末至魏晋时期，天下大乱，中央政权对全国失去控制，老百姓无所适从，往往投靠宗教，使宗教得到发展的良好时机。魏武帝曹操，鉴于汉末农民起义利用宗教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教训，对民间道教和巫祝祭祀活动采取了严厉打击和防范的措施。他在正一盟威道领袖张鲁投降之后，一方面对张鲁及其五子和他的臣僚拜官封侯，利用其影响笼络群众；另一方面又调虎离山，把张鲁及其子女和臣僚以及汉中人民大量北迁，瓦解了这一教派的根据地。于是此教派内部开始分化，在张鲁死后，北迁后的祭酒主者们人人各自设治传教。这样，这个道教教派在北方广泛传播的同时，同时又陷入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思想紊乱的状态。
由于汉末至三国两晋时，江南在历次战乱中所受破坏较小，于是自三国以来，江南的道教发展逐渐超过中原与巴蜀，成为后来道教复兴的基地。根据有关记载，汉末、三国至两晋间，先后传入江东的有属于太平道支派的干君道、帛家道，属于天师道支派的李家道、清水道、杜子恭道等。
南北朝时道教的改革 在道教史上，东晋南北朝是一段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道教中人出入权贵之门，受到门阀士族阶级思想意识和生活情趣的影响。其中一些人意识到只有脱去鬼道的旧壳、充实仙道的内涵，才能更好的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上升为正统的官方宗教。也只有这样，才能应对根基深厚、咄咄逼人的佛教的竞争。于是一些人便开始从事相应的变革。当时的中国南方，是道教发生变革的主要地区。
其时首先出现的是两晋之际集道教“丹鼎派”之大成的葛洪（286-363，字雅川，自号抱朴子）。原始道教主要以符水为人治病，具有救世度人的利他性。而葛洪则将此等观念引向神仙传统，强调个人的度世成仙。他于所著《抱朴子》中，论证了人能成仙的依据，研究人的成仙方法。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农民的反抗性，另外也能满足统治阶层的长生愿望。他深受玄学贵无派的影响，以“玄”为世界本体；同时讲究道教徒为人处世原则，增加了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倾向比重，为道教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南北朝时代，五斗米道之后身新天师道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活动，它们分别是北魏寇谦之（363-448，字辅真）领导的“清整道教”与陆静修（406-477，字元德）主持的重整南方天师道（即五斗米道）。其中寇谦之奉太上老君为最高尊神，宣传上有三十六天，下有三十六土，天有三十宫，宫中皆有主神，并有辅佐主神的其他神仙和翼从。另外，他还改变了原先此教派的租米钱税制和房中术的做法，以清虚为本旨吸取儒家礼教，强调通过养生修炼达到长生不老，同时重视符录、斋戒沐浴、烧炼金丹、制定召神劾鬼科仪。陆静修则以广收道经，集经戒、方药、符图分为三洞，奠定《道藏》基础为著名。由于他们能为道教规定斋戒科仪，制定出较为完整的教义、戒律，制定教会组织秩序，从而完成了其宗教体系的创立过程。而由于他们在创制道教教义过程中，都能注意与儒学思想的配合，所以能够受到朝廷的支持。如寇氏曾使所处之北魏太武帝在京城设天师道场，改国号为太平真君，并亲至道场受符箓。而陆氏则在所处之刘宋收母后为徒，并在宣教活动的经费与场所等方面，得到宋明帝等人的支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上清派的代表人物陶弘景，他在隐居茅山期间，除有很多道教著述之外，还编撰带有教派史性质的《真诰》，写出《真灵位业图》一书，对道教崇信的神仙作了系统化的工作。这样，经过他的整理，道教大致拥有了一个等级有序、统属分明的庞大神仙谱系。这个神谱大体上已具备了后来道教以三清尊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为首的神灵崇拜体系的轮廓。
他们的努力结果是使道教成为足以同儒释并立的宗教组织，并在全国各地形成不同的道教教派体系，使此派团体在社会上形成重要的影响。所以后人普遍认为，虽然道教形成于东汉，但其基本格局的奠定，实完成于魏晋南北朝。
戒规科仪制定的完善 道教在充实发展自身教义的同时，其戒规仪义也更加完备。晋宋间问世的三洞四辅诸经中，已载有各种戒律，凡道士日常修行及生活起居的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戒规。为了保证道士严格遵守教戒，一心修缮立功，同时也为了更好以宗教的形式参与社会活动，扩大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道教在东晋南朝还加强了斋醮仪式的制定与完善。其中陆修静对道教仪式的完善化和成熟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陆修静改革天师道，首先从整理道经、构造“三洞真经”（洞真《上清经》，洞玄《灵宝经》，洞神《三皇经》）体系开始的。这些经文中大量吸收当时翻译过来的佛经义理，如涅磐轮回、因缘业报观念、阴司三界之说等等。另外，他们对儒家的道德规范、仪法制度和佛教的戒律仪规，也大量吸收改造。应当说道教的规戒、斋醮科仪、宫观生活制度等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