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隋唐两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是道教尊奉的“药王”，他在山西洪洞度过了63个春秋。在槐乡大地，不但保存有药王庙、药王碑等极其珍贵的文物古迹，而且还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与传说。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孙思邈由京兆府北渡黄河，来到洪洞，隐居于洪洞城南的南坂里村，继续用自己的精湛医术免费为百姓治病。

当时隋、唐仍在交战中。隋将宋金刚帐下有一员名叫尉迟恭的大将，作战英勇异常，在一次战役中，尉迟恭追赶李渊的儿子李世民一天一夜，马不停蹄的跑了300多里。李世民途中遇到接应，才将尉迟恭杀退，在洪洞南坂一带休整，由于连日劳累，突然吐血不止，众多将士也身负重伤。唐军上下，惶恐不安。孙思邈闻知，入帐求见，自称能治好李世民的病。一剂药下，过了两个时辰，李世民顿觉痊愈。好多将士的伤势，在孙思邈的精心治疗下也很快康复。李世民重振雄风率军北上，一举歼灭隋军的残余部队。
李世民对孙思邈感激万分，并欲封孙为“谏议大夫”。孙思邈婉言谢绝，说道：“公乃天生圣人，以拯民于水火之中。我的医术，也只是从民之命，济百姓之望，并非自己的功劳。”李世民无奈，在率军北上前，封孙为“安乐真人”。自此，南坂村即改名为南坂安乐村。

隋唐交战，天下尚未安定

孙思邈在洪洞还发现了夜盲症的治疗方法。那时，洪洞东西两山的老百性，有的人白天视力正常，一到了晚上，什么也看不见了，感到奇怪，便找到孙思邈诊治。孙思邈潜心研究发现，患这种病的人都是贫穷家。穷苦百姓，不得温饱，更缺乏营养食品。他想到医书中有“肝开窍于目”的说法，又想到洪洞东西两山的飞禽走兽很多，便让夜盲症病人吃捕获动物的肝脏。病人吃上一段时间，夜盲症便慢慢地好转了。同时，在当地也有几家富人找他看病。他看到病人身上发肿，肌肉疼痛，浑身没劲，孙思邈诊断为脚气病。他想，为啥穷人得的是夜盲症，而富人得的是脚气病呢?这很可能也和饮食有关系。他比较了穷人和富人的饮食。富人多吃精米白面，鱼虾蛋肉，而穷人吃五谷杂粮。他仔细分析，粗粮内夹杂着不少米糠麦麸，精米白面把这类东西全去掉了。他估计，脚气病很可能是缺少米糠和麦麸这些物质引起的。于是，他试着用米糠和麦麸来治疗脚气病，果然很是灵验。不到半年，周围几家富人的脚气都陆续治好了。
孙思邈不仅钻研医术，而且不畏艰险，手执小镐，身背药篓，穿山越岭，攀登陡崖，进山采药。他走遍附近的名山大川，还北上到五台山采药。他每次采药回来，都要亲自将药进行晾晒、加工，有时还亲自试用。孙思邈在山地采集药材过程中，随时随地给老百姓看病治疗，为山区的百姓解疾病痛苦。

采药解疾患

孙思邈在长期的诊疗实践中还发现了人体的新穴位。

一次，一个腿疼的病人前来就诊，孙思邈便给他针灸。他按照传统的疗法，扎了几针，都未能止疼。他想，难道除了古人发现的365个穴位之外，再没有别的穴位了吗?他认真仔细地寻找新的穴位，一面用大拇指轻轻按掐，一面问病人按掐的部位是不是疼?病人一直都摇头。当孙思邈手指按掐住一个新的部位时，病人立即感到腿疼的症状减轻了好多。孙思邈就在这一点扎了一针，病人的腿立刻不疼了。这种随疼点而定的穴位，叫做“阿是穴”，又名“天应穴”或“不定穴”。这是孙思邈对针灸学的一大贡献。

药王孙思邈的恩德，世人永远铭记。宋徽宗时候追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到了元代至正年间，由道士贾奇主持，在当年孙思邈救治唐太宗李世民的原地旧址——洪洞县南坂安乐村，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药王庙，名曰孙真人庙。孙真人庙共占地30余亩，建筑面积达3000余平方米，其规模之宏大，建筑之雄伟，历史之悠久，影响之深远，在全国成千上万的药王庙中可谓首屈一指了。

孙真人庙药王神像

人的一生须练就两项本领：一是说话让人结缘，二是做事让人感动。
“恶语伤人心，良言利于行”。言语之恶，莫大于造诬。伤人以言，甚于刀剑。古人说：口能吐玫瑰，也能吐蒺藜。修炼口德，就是修炼自己的气场，一身正气才能好运多多。口德好才能运势好，运势好才能少走弯路，多些成就。恶言不出口，苛言不留耳。这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修养。有了这样的修养，你就能化腐朽为神奇，风生水起好运来。

良言如绿叶般温润

道教持斋也讲究善言的功德。《云笈七签》中说：“斋者，齐也。齐整三业（身、口、意）。外则不染尘垢，内则五脏清虚，降真致神，与道合真。”意即修斋可以净化自我的身、口、意，提升自己的道德修为，长养内在的灵性与智慧，以致内外清明而与无上大道合而为一，永得逍遥。这其中，持守“洁身净言斋”，讲善言、积口德极为重要。

洁身净言斋，简称“身口斋”，乃道教广行身教、修积口德、正己化人、普度众生的必修斋法。持“身口斋”的关键是，正行慎言以求言无狂妄、行贵真诚，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正身体道、正言度人。持“身口斋”的方法在于，正信正行、身心清静；正直为人、真诚待人；处事笃信、行动合道；培养自己常讲好话、常说善言；口传道德、言播真爱；话出真心、语气温顺；以言励人、用话暖心。鞭策自己不妄言、不恶语、不是非、不诽谤、不信谣、不传谣；不道人短、不夸己长；不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言语是内心的真实反映，积下口德是整备身、口、意三业的前提和基础。积点口德吧，让我们正身正行、正言化人，方显大道祥和、物我无别、天人合一的逍遥境界。

持“身口斋”很重要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的脾气秉性，往往从小时候就能看出来。要想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发展，决定性的因素是教育，确切地说，是家庭教育。

《道德经》有言：“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好的家教与门风，需要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用自己的言行来主导孩子，这样的行为胜过千言万语。

常言道：“子不教，父之过”，一个孩子，从来不会无缘无故成功，旁人或许无法得知，但是其家庭在孩子习惯、性格、人品上的默默努力，别人是看不到的。一个孩子也不会无缘无故就变得没出息，找来找去，肯定能从他的家庭、父母身上找到根源。
说到底，一个孩子未来的路能走多远，家教与门风有着重要的作用。

有人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很多人拼爹只是为了“钱途”着想，拼的是家庭财力，拼的是权势地位，所以，“拼爹”听上去并不是个好词。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教育也是拼爹拼妈，不过它拼的不是财势地位，而是爹妈的言传身教。
古往今来，权贵的子弟多有沉沦之辈，百姓的后代也有腾飞之时，金钱带来的富裕家境或许能够在物质上有更多便利，但终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弄得不好，起反作用的也比比皆是。

好的家教与门风，会引导孩子走向美好的前途，无论坎坷还是曲折，方向是正确的。而错误的导向则会将孩子引入歧途，甚至是不归路。
《增广贤文》里有句谚语：
“笋因落箨方成竹，鱼为奔波始化龙。”
笋是因为掉下一层层皮才成为竹子，鱼正因为有了奔波经历才有了成龙的机会。
而只有好的家庭教育，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古人说，“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富不过三代”的古训流传至今，道德传家才是家族延续的命脉，其中的道理值得深思。

有一个鲜活的例子。河南巩县的康氏家族自16世纪明朝嘉靖年间始，在康店村建立起第一家小店开始，截止到18代康庭兰，中国土改运动开始为止，一共传承12代，堪称中国历史上有记载以来最长寿的家族企业，俗称“康百万家族”。

康家教育子孙的家训是：
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
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感恩心，
愿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诈也，
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
忠厚留有余。
此家训意在告诫康氏子孙，在经商结交过程中勿求凡事有利于己，要努力实现一定程度的利益平衡，留余于人，以保持商业关系的持续稳定；日常交际中要懂得谦恭退让，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要学会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家族子孙定要“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哪怕让别人看不起自己的愚拙，也不能让其处处提防自己的巧诈，立身行事。“巧诈”固然可以欺人一时，谋一时之利益，但不会长久；“拙诚”虽然短时间内可能会吃亏，却可以取信于人，涵养操守，立稳人生与事业的根基。
短短70余字中，蕴藏的却是康百万家族留余忌尽、忠厚传家的大智慧。
400多年来，在家训的熏陶下，康家历代子孙大多向上向善、勤奋好学，从而保持了家族的持续昌盛。
育人先正己，父母的言行永远是孩子的榜样，好的家教和门风，给孩子良好的成长环境，才能让孩子有所为，走入社会才能有大作为，影响一生。

坐落在方浜中路上的上海城隍庙连同周边的豫园商场，早已是上海的旅游代表性景点和传统文化的中心，可以说老上海的风貌主要集中在这里，上海的市井习俗这里也保留最多，城隍信仰更是这座城市精神凝聚力的象征。春节、元宵节、二月二十一城隍华诞等节日，展示着上海历史的积淀。有趣的是，有很多人一直称现在的城隍庙为“老城隍庙”，难道有老城隍庙，还有新城隍庙不成？实际上，上海还曾真有过一个新城隍庙。

节日期间的老城隍庙人头攒动

老上海都知道，过去金陵西路、连云路、延安东路这一带被称为新城隍庙。为什么上海已经有一个方浜路的城隍庙，还要在法租界的地盘上再造一个新城隍庙呢？事情的起因有两个说法。
一是说，往昔上海的城隍庙在每年的清明节、七月半、十月朔，都要遣人抬着城隍神像出巡，俗称“三巡会”，这是旧时上海的最重要风俗文化活动之一。1924年农历七月十五上海城隍庙在举行巡会时，不慎碰翻烛台失火。于是，上海地方的绅士、闻人等人就集资捐款准备重新翻造。但是老百姓总感到没有城隍庙，烧香拜城隍老爷也没个地方，于是为救急，邑人就在老城外法租界的吕宋路（即今连云路北延中绿地附近）建造了上海临时城隍庙，迎请了城隍老爷的神像和神主牌位，一时香火旺盛，后被称作新城隍庙。

热闹的上海城隍”三巡会”（历史资料）

二是说，1937年11月淞沪抗战之后，上海除租界之外，全部沦陷被日军占领，租界地区被称为“孤岛”。避居租界的善男信女再也不能到位于沦陷区的城隍庙烧香还愿，深感不便。为此社会名人发起筹资，于1940年秋冬之际在现在连云路、金陵西路、延安东路附近新建了一座城隍庙。此庙规模较小，仅神殿一楹，因时间紧急，从老城隍庙迎请了小型城隍神像一尊，其他神像判官鬼役，则由画匠直接在神殿墙壁上画像后设案供奉。来年元旦开放后，进香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为一时之盛，后这里就被称为新城隍庙。抗战胜利光复之后老城隍庙又成为正宗，此处渐趋冷落，但是一些年画、炮竹、香烛铺子依然犹存，春秋两季花鸟虫鱼市场也还很兴旺。新中国成立后，该处庙宇建筑关闭。

著名画家贺友直所作《新城隍庙》

原”新城隍庙”一带已规划为”延中绿地”

时过境迁，”新”城隍庙已成为历史名词，方浜路上的上海城隍庙依然是这座城市城隍信仰的中心。但这段独特的历史也恰恰印证了，即使战争岁月也无法剪断维系上海市民精神信仰的纽带，相反地，愈加挫折，愈加坚定，这又何尝不是我们国家民族凝聚力的生动反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