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的含义符合道教教义

清明节，意指“天清气朗，万物明洁”，是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人们在这一天祭祀祖先，表达慎终追远之情，同时合家踏春出游，又洋溢着浓浓的亲情氛围，因此清明节是一个有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节日。
清明节，除了是传统意义上的节气和民俗节日以外，其蕴含的“清明”思想与道教所提倡的“天人和谐”的境界也极为契合。《太平经》中有云：“夫道，乃天也，清且明，不欲见污辱也”，“清明”表达了一种天地万物生全，和谐安宁的情景。而人若处于“清明”状态，则可“内自清明，不欲于俗”，脱俗则能接近“道”的状态，进而得道。因此，借助清明节的“天清气朗，万物明洁”，可助人修身养性，使人的身体、精神达到“清明”的状态。所以自古以来，道教各宫观都需在清明节时期为信众举行各种活动，一则满足信众追思祖先之信仰需求，二则传播道教的“清明”思想。

“清明”寓意“天清气朗，万物明洁”

清明节的道教活动

清明节，道教宫观都要举行法会活动，有的还具有悠久的历史。

历史上每逢清明时节，各处的城隍庙会举行以“祭厉”为主要内容的“城隍出巡”仪式，此项仪制始于明代，至洪武年间成为定制。清明日，上至国家，下至县乡里社，凡普天下之城隍庙，都须举行“城隍出巡会”，行“祭厉”仪式，而所谓“祭厉”，即祭祀、抚慰那些无后人祭祀的孤魂亡灵。

时至今日，道教各宫观在清明节前后会举行“清明普度黄箓法会”。法会打醮三天，参与之信众，一则超度先祖，以尽孝道；二则普施分野亡魂，功德无量。

城隍出巡“祭厉” （历史资料）

江浙一带，在清明节时，有吃青团、乌米饭的习俗，而这一习俗，还包含道教养生的文化内涵，据南北朝陶弘景真人所著《登真隐诀》中记载，“诸仙家、真人亦有此法（食青团、乌米饭），食之可延年益寿，身康体健”。

清明节中的道教元素，包含了对生命的真实体验，对列代先祖的无尽怀念，是对“仙道贵生”思想最直接的实践。

何为”青词”

青词，又称青辞、清词，亦名绿章，是道教斋醮时敬献天神的奏告文书。

唐李肇《翰林志》：

“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朱字，谓之青词。”

宋程大昌《演繁露》：

“今世上自人主，下至臣庶，用道家科仪奏事于天帝者，皆青藤纸朱字，名为青词绿章，即青词，谓以绿纸为表章也。”

这些文献的记载，都表明了青词的用途。青词的传承历史悠久，早期道教科仪的上章仪式，章文就是用青纸书写。明周思得《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三十五阐释青纸朱书说：
“青者，东方之色，始生之炁，纸所以用青也。以言者尚其词，词所以捈中心之所欲也。朱者，至阳之精。书以朱，以类而感格。”

由此看来，道教青词的青纸朱书，其颜色就蕴涵着宗教象征意义，也因此在科仪文书中占有重要地位。

古人青词作品（复制版）

青词书写的规制

书写青词须选用上等青纸，要求不能有玷污破损，一幅青词纸长一尺二寸，要使用小楷朱笔书写。道教认为青纸朱书，是表披肝沥血之意，因肝在五行中属木，在五行理论中为青色，而红色的血则表示斋者心诚。能否写得一手好青词，既是书写者文才的展示，也是道学修养的体现。
青词有严谨的书写格式，每首青词书字不能超过十七行，每行不拘字数，前空一掌，后空两掌。青词开始部分是“启圣”，启圣以后的正文不得超过十六句，应直述奏请事项。因青词是表达斋主之诚切，要求辞旨简而不华，实而不芜，不可堆砌华丽词藻，行文以质朴为上，这是青词与世俗骈文风格之不同处。

青词有严格的书写禁忌规定，书青词者当斋戒入静室，香案上敷净巾、朱笔、朱盏，口含妙香，闭气书写，一气呵成。不得中途搁笔与他人谈话，书词时须至诚严洁，纸不得飞落地上，衣袖等不得沾拂词文。书写完毕后盖三炁玉章，以黄纸三寸腰封，用引进状裹青词放入方函，方函两头盖太上印，以备斋醮坛场使用。引进状的纸依青词纸大小，用以裹封青词。

书写青词需要斋戒入静室

青词传播的意义

道教称青词为“四六金文”，多用骈文。骈文盛行于两晋南朝，隋唐时朝廷的表章诏诰即用骈体撰写。青词作为敬呈天神的文书，亦沿袭世俗表奏文体并予以神圣化。由于青词在社会生活中广泛行用，因此历代文士有关四六体的文论，几乎都要论及道教的青词。青词在形式上摹仿世俗文书，但内在的宗教旨趣与功能，与世俗文书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作为在斋醮科仪中敬献天神的词文，其实是表达道教思想的一种工具，同时对古代文学的发展也有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历史上道教对周边国家的影响，青词也随道教文化传播进邻国。如韩国《东文选》收录了多篇青词，是隋唐以后道教传入高丽后使用的青词，说明青词在高丽社会及文坛产生一定影响。道教青词涉及宗教学、文学的诸多层面，是道教有力推动传统文学发展的又一例证 。

“城”和”隍”的英雄故事

今天的上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然而仅仅一百年前，上海虽已开埠，但老城厢地区仍然可称为一座”江南水城”，河网密布婉转清秀，具有典型的江南城镇风韵，整个区域就是”城”和”隍”的标配。

“城隍”，若单从字面意义上解释，是城墙+护城河的组合。上海内城修筑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时期。上海设县始于元代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1年），明代中叶，上海商肆发达、人口稠密，沿江一带船舶往来，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中心。明朝时期，江浙沿海地方不断出现倭寇偷袭骚扰，仅在嘉靖三十二年四至六两个多月间，连续5次遭到倭寇大洗劫，烧杀掳掠、焚毁民房，县市几将半成焦土，损失极其惨重。

明朝倭患形势图

在此紧急时刻，上海民众意识到只有建造城墙防御，才能保障县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在官府的主导下，在这年九月动工兴建城墙，昼夜不停，到十一月仅3个月时间便修筑完成。城周长9里、高2丈4尺，设6处城门，即朝宗门（大东门）、宝带门（小东门）、跨龙门（大南门）、朝阳门（小南门）、仪凤门（西门）；晏海门（北门）。
有了城墙，护城河上也要妥善利用，以作防御设施。故另辟三处水门，分别跨在肇嘉浜和方浜之上。城上开有3600多个雉堞，两座敌楼。环城开掘城壕长150余丈，广6丈，深1丈7尺，外与黄浦江、内与大小河浜全线贯通，通接湖汐。自此以后，倭寇多次来犯，直逼城下，却始终没能侵入城池。可见，城墙和护城河都曾实实在在地维护了上海的安全。

上海的城墙为维护城市安全立下大功

河网密布婉转清秀

在军事意义以外，巍峨的城墙和密布的河网更是上海城市形象和气质的代言。

万历年间倭患平息，县城安宁，官府在城墙原有4座箭台上建造了丹凤楼、观音阁、真武庙和大境阁。大境阁建在大境箭台上，是一座结构精巧、造型别致的抱厦式三层楼阁。此阁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供关帝像（原称关帝殿），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改建成三层高阁（即今日之阁）。道光元年（1821年），总督陶澍登阁观光后亲题“旷观”匾额悬于“熙春台”上，道光十六年（1836年），两江总督陈銮游此，题“大千胜境”四字刻于东首石坊上。于是此阁名声大振，被列为沪城八景之一“江皋霁雪”景点，成为申城旅游热点之一。

今日大境阁内景

上海县城濒临黄浦江,河浜密布,素有“有舟无车泽国”之称。主要河浜有肇嘉浜、方浜（西为马桥浜）、薛家浜、 侯家浜、中心河等。据嘉庆《上海县志》卷首《古上海镇市舶司图》,城厢一带在宋末有近30座桥。至清代已达56座桥。 由于河浜提供生活和交通的便利,沿河不少桥附近成为居民点乃至集市。随着县城人口增加,河岸民宅日益密集、扩展,沿河船埠林立,商店栉比,形成江南水乡格局。
下图为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上海县城图上的各主要河流和桥。可以说，老城厢内现在比较大的马路，过去基本上都是河流。

同治年间上海县城示意图

清末老城厢地区河网密布

随着清末民初大规模的市政改造，老城厢内修建了道路桥梁，接通了电灯自来水。随后几年中，修路100多条，筑桥60多座，建造码头6个，新辟、改建城门９座，成就了上海城市化的雏形，开启了近代化的伟大进程。在这过程中，城墙和护城河虽大多被改造，但它们”保障海隅”的功勋将永远为上海市民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