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几乎自其形成之初便教派林立，而在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正一道与全真教两派。正一道的特点在于它是东汉而来初创道教派系的直接继承者。他们延续张氏血脉，使道教的传统后继有人。而全真教虽然始创于南宋时期，在道教派系中属后生小子，然以其强盛的适应能力与对理论创新的投入而获得朝廷的支持，成为道教界不容轻忽的后起之秀。在我国封建社会近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它始终与正一道双峰对峙，获得在道教派别群体中的领导地位。

正一道的形成 正一道是在天师道、龙虎宗长期发展的基础上，以龙虎宗为中心，集合各符箓道派组成的一个符箓大派，于元代后期形成后，一直流传至今。
汉末由蜀张陵创建的正一盟威道，在三国时被曹操分化，其中一支进入现江西贵溪的龙虎山，形成天师派，又称龙虎宗。首入龙虎山者究竟是张家的哪一代子孙？据《汉天师世家》第2卷载，为张鲁之第三子张盛。他因拒绝在曹魏任官，故来到此地传道。然后人认为《汉天师世家》其实成书年代较晚，对早期历史的记载有含混不清之处。故所说不一定可靠。也可能此派实始于唐代。
此派奉《正一经》为主要经典，以符水治病、祈福禳灾为职事，后来又吸收其他教派之雷法和内丹术。这些活动虽事烦糜费，却由以其实用性得到朝廷执政者的欢迎和民间的信奉。唐宋时期，它被与茅山、阁皂二宗道派并称“三山符箓”，但因其拥有张陵后裔之正统地位，始终在道教中具有不败之威信。宋理宗敕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提举三山（龙虎山、茅山、阁皂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事，因此确定其道派之首地位。在较长一段历史中，此派除于其祖山龙虎山道教空前繁盛外，支派玄教的发展规模亦为突出，至宫观遍布于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等省区及燕京一带。
元代、蒙古贵族以武力入主中原后，需要宗教作为强权治政方式的补充。他们除采纳佛教教理之外，在道教方面，早期大力扶植全真道，进据江南后，深感此宗社会影响之强大，重点便转向扶植张陵后嗣主领的龙虎宗，而对全真道采取适当限制的政策。从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召见张陵第三十六代孙张宗演起，直到元末第四十一代张正言止，此教派中人，代代被封为天师、真人、或大真人。并受命掌领江南道教。其教派中弟子，则往往担任各地区路、州、县的道教官职。
同时在朝廷促使下，各符录派相互汇融，合为正一派。此后，龙虎山历代大师成为江南诸符箓派共同的首领，龙虎宗也就成为各符箓派的核心，各符箓派集合到龙虎宗周围，组成正一道大派。而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封张陵第三十八代孙张与材为“正一教主”，则为“正一道”之称正式被官方承认之标志。而各符箓派在思想，组织上的交参融合也因此而渐趋成熟。
正一道的特点
第一，以张道陵后嗣为首领。自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于大德八年作”正一教主”后，后继的历代天师皆袭此职。明清时，天师封号虽被取消，正一教主之名也非皇帝敕封，但在其教内仍把张陵子孙视为当然的首领。
第二，在组织上，由原有的新旧各符箓派组合而成。包括龙虎宗、茅山宗、阁皂宗、太一道，净明道，以及神霄，清微、东华、天心诸小派。其组织比较松散，组成大派后，原有的小派或因承传乏人而彻底融入大宗，有的则只以天师为大宗主，各自的小宗承传如旧。如龙虎宗、净明道、清微派等，直至清代，仍各自承传不绝。
第三，以《正一经》为共同奉持的主要经典，主要法术是画符念咒、为人驱鬼降妖、祈福禳灾。
第四，道士可以不住宫观，可以娶妻生子，被称为”火居道士”。其宫观规模较全真道为小，戒律也不很严格。
明清两代正一道的贵荣与衰弱
入明以后，朝廷对宗教加强了管理与约束，道教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在明代前中期，由于诸帝都不同程度尊崇道教，特别是崇奉其中的正一道，张陵后嗣继续被尊宠，故正一道在其时仍能获得一定程度上发展。明成祖即位初年，曾敕令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重编《道藏》。经正一道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正统九年（1444）始行刊版，命名《正统道藏》。此书为现今所存唯一一部《道藏》，为保存道教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正一派在清代日渐贬降。满清贵族素无道教信仰，入关前即尊封藏传佛教格鲁派，入关后重在利用理学治世，对道教虽大体沿明制进行管理、保护，但不如明代之重视利用。清朝皇帝无一崇道如明诸帝者，大清律例严禁巫师道士跳神驱鬼逐邪以惑民心，限制了正一道的主要宗教活动。正一诸派至清代教派虽存，而其学说、行持已多互相融合，故与全真相比已彼此区别不大。
近代道教继续衰微，1948年，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随国民党赴台湾，开始了正一道天师府一系在台湾的传承历史。
建国以后的教派发展 建国以后，正一派有所恢复与发展，其主要所在地有江西龙虎山、江苏茅山与湖北武当山，以及上海、苏州等地。其中龙虎山为正一派祖庭，曾在1991年以后，多次为国内外道徒举行授箓传度醮仪。茅山、上海等地都建有道院，刊行相关杂志，以促进道教文化的发展。武当山于1991年成立“道教中医药开发研究所”及“道教中医药研究会”，继承道教采药行医的传统。他们与港、台、新加坡等地道教学者有着广泛的联系。
此教派还拥有一定数量的散居道士。他们多以经忏活动为谋生手段，平时无一定的宗教活动场所，不加入固定的宗教组织。

全真道的创立 公元十二世纪中叶，在我华北地区出现了三大新道教教派，它们分别是全真派、太一派与大道派。这些教派之所以在金代初年产生于中国北方，是由于金王朝实行民族和阶级压迫政策，使得一批北方汉族士人对前途失望，于是走进道家与道教领域，试图通过宗教信仰摆脱现实中的痛苦，从而使一批新道教教派应运而生。与差不多其他两教派相比，全真教的组织发展速度最快，其规模也相对更为宏大。
全真道的创始人是王喆（1113-1170），字知明，号重阳，陕西咸阳人。他出身富裕，能文习武。他曾经过两三年的苦口化度，先后收了马珏、谭处端、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个弟子。此七人后被尊称为“北七真”，成为全真道的骨干。又先后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莱州等地建立起五个教会组织，作为传道据点。七大弟子修道传教于关中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以清节苦行而惊世骇俗，开始引起社会的重视。
全真道教义及其阐扬 其基本教义根据《道德经》和儒家经典制定。主张无心忘言，柔弱清净及正心诚意、少思寡欲。此道派不重道教实践中的符箓和外丹方法，而以“三教圆融”和“三教平等”为号召，以修炼心性为主要内容，以淡泊刻苦、救难济人为行为准则。全真道的教规为：静心以修性，养身以修命，出家以依道，苦行以入圣，积善以成德。这为全真道的性命双修、功行双全的炼养功夫奠定了基础。关于此派教义的论述，可参看王重阳的《立教十五论》。
全真道中也有修习内丹术者，自称得自唐代钟离权、吕洞宾。他们在道教内丹学基础上融摄禅宗，兼摄儒学，形成自身特色。后人为将其与南方丹家张伯端等人相区别，将他们称为金丹北派。
全真道之所以能在北方迅速崛起，原因或在于王喆与七大弟子都是有文化基础的士子，他们能著书立说、阐扬教义，同时又能轻财仪义、济人之急，故能感动民众，使得入教者渐多。由于全真道已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力量和社会势力，并且又是不以政治为直接目的的宗教教派，因此受到金朝统治者的支持，使其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丘处机与全真道的发展 全真道兴于金，而盛于元。自王喆死后，由马钰掌教，其后谭处端、丘处机等由分别继任。他们以关陕和山东半岛为重点地区进行活动，亦形成过若干道内教派，这使全真道呈现繁荣景象。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丘处机对这一教派所作出的贡献。
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登州栖霞人。金南迁后，全真道在社会上已成为一支强大的宗教势力，成为蒙古、金、南宋三朝争取的重要对象。1219年1月，金与南宋先后去山东栖霞召丘处机，丘皆未应诏。同年，还在西征军中的成吉思汗闻其名，也派人也去召见朝觐。丘预见到蒙古必兴，可借助其力推行全真教义，便慨然应诏。次年，以73岁高龄北上。路经燕京到达宣德，又接成吉思汗之诏，邀其西行。历经四年，经数十国，行以万里。于元太祖十七年（1222年）抵达大雪山。丘处机的大雪山之行，是全真道走向兴盛的转折点。成吉思汗所给他的礼遇和诏令，为全真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丘处机的思想基本上继承王喆和马钰，但又有发挥。他力主三教合一，并用超生说代替长生说。其先性后命的主张十分鲜明，传道的重点在济世真行。他掌教下的全真道得到广泛赞誉和流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救世济民的实践。他的主要著作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蟠溪集》等。
十三世纪下半叶，元朝政府出于政治考虑，实施扶佛抑道政策，先后二次制造焚毁道经事件，这使全真道失去其全盛之态。
全真道的中兴 全真道于明季道风颓敝，邪说流行，教戒松弛，至清代一度由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整顿全真道，以振兴教脉。他清整戒律，讲《龙门心法》，倡导修道以持戒为首要功行，使全真道由重丹法而转为重戒律。严格的戒律，改善了全真徒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至晚清，民间非正式道士有所扩大，道教更多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在思想文化方面，受其感染者甚多。
建国以后的发展 全真派现在北方与南方都有较大的发展。北方之宫观中以北京白云观、四川青城山、沈阳太清宫、泰山碧霞祠等最为著名。他们中尚有持守教派蓄发、穿道服、出家、吃素规定者。南方宫观如罗浮山冲虚古观等，则有较多的与港、澳、台同道的交往活动。

道教的产生时期及标志 道教的建立没有一个明显的创教时期，它的史前期很长，创教活动分散而缓慢。一般而言，凡属道家流派、黄老学派及神仙方术的提倡者，都可视为道教的前身。不过，人们一般认为东汉末年是它的初创期。其最早的组织形式是民间性道教，主要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另外，人们还把《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思想尔注》等看作道教信仰和理论形成的标志。
太平道和正一盟威道 正一盟威道创立于东汉顺帝时，当时张陵在鹤鸣山，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吸收巴蜀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后汉书》和《三国志》等书中记载，此教派要求信道者或有病者交五斗米，因此教外人称他们为五斗米道。张陵死后，其子（张衡）、其孙（孙鲁）继承他的事业在川西和陕南一带传道。后人合称他们三人为“三张”。因奉张道陵为天师，所以正一盟威道又称天师道。
太平道于汉灵帝时，由侍奉黄老之道的张角创立。他以《太平经》（一说为《太平经》之前身《太平清领书》）为主要的经典，以符水咒语治病，受到百姓的推崇。于是派遣弟子八人代表他分赴各地，以善道教化天下。十余年间，遂有教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设置三十六方，各立主帅。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积极准备发动起义。汉灵帝中平八年（184年）由于叛徒告密，遂仓促提前起义。因义军皆裹黄巾，世称黄巾起义，太平道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旗帜。起义失败后，太平道受到镇压，逐渐衰微，其道派后世遂无传者。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15年），张鲁归降曹营，拜相封侯，正一盟威道得以合法传播，影响日增。东汉以后，以正一盟威道即天师道为中坚的道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积极的参与社会生活。但由于他们主要还是以民间宗教团体的形式出现，内部组织散乱，理论体系没有很好建立，多“以鬼道教民”，于是使组织处于流散的状态。
道教产生的历史背景 它的产生首先与汉末混乱的政治局面有关。东汉顺帝以后的中国社会政治腐败，外戚、宦官专权、经济活动受到破坏，给下层百姓带来苦难。人们出于对现实的失望，要求新的社会归属，以便在乱世中得到保全。民间道教能为信徒创造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又因在教内提倡互助、救济，保证了教民的精神需求，对民众有相当的吸引力。另外又由于汉代而来儒学被神秘化与烦琐化，失去其原有的生命力，致使鬼神崇拜、谶纬神学极为盛行，整个社会笼罩在宗教神秘主义的气氛中。这些都为道教产生提供了气候和土壤。此外，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也给予一些神仙方士创立道教提供启示与借鉴，从某种意义上可说，道教的产生也是对于这种外来文化的回应和抵制。
初期道教的思想文化渊源 道教的思想文化渊源，杂而多端，总起来看，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1）道家思想。道教崇“道”，从宗教的角度把它说成是神异之物，认为它灵而有信，并把老子看作是道的化身，奉作为教主。
（2）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如《太平经》等道经都继承儒家的旨趣，肯定天、地、君、父、师信仰和重要，并把维护礼教作为头等教戒。
（3）神仙传说和成仙方术。中国盛行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他们都是道教诞生的温床。自先秦延续而来的自然神灵，以后为道教所吸收，演变为道教的尊神，因祈福免祸之需，产生道教的祈禳、禁咒等方术。另外道教中人还将求仙方术作为其修炼的基本方式，并继承神仙家，追求“长生不死”、“肉体成仙”的境界。
（4）黄老思想。道教中人以道家的“清净无为，恬淡寡欲”为主旨，并结合各家各派的部分内容。
（5）阴阳五行化的谶纬之学。董仲舒 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宗天神学和随之而起的谶纬神学都被道教所吸收。同时《易学》和阴阳五行的思想在后来的道教中用于阐发内外丹法。
这些思想文化渊源的由来，或许也与道教产生于古代荆楚、巴蜀、燕齐等地区有关。
早期道教特征 其时之道教，教派组织机构相对简单，经济措施与法律措施均较宽松，主要通过符咒和三官（天、地、水）信仰吸引群众。这些做法对保持社会的一方安定和生产发展，起到良好作用。
总之，道教从其初创之日起，便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以后的岁月里，它不仅作为一种宗教，而且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而存在。它给予民众（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面貌，对于我们民族的心理、风俗习惯、科学技术、哲学思想、医药卫生甚至政治经济生活，都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魏晋之际道教的传播与分化 汉末至魏晋时期，天下大乱，中央政权对全国失去控制，老百姓无所适从，往往投靠宗教，使宗教得到发展的良好时机。魏武帝曹操，鉴于汉末农民起义利用宗教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教训，对民间道教和巫祝祭祀活动采取了严厉打击和防范的措施。他在正一盟威道领袖张鲁投降之后，一方面对张鲁及其五子和他的臣僚拜官封侯，利用其影响笼络群众；另一方面又调虎离山，把张鲁及其子女和臣僚以及汉中人民大量北迁，瓦解了这一教派的根据地。于是此教派内部开始分化，在张鲁死后，北迁后的祭酒主者们人人各自设治传教。这样，这个道教教派在北方广泛传播的同时，同时又陷入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思想紊乱的状态。
由于汉末至三国两晋时，江南在历次战乱中所受破坏较小，于是自三国以来，江南的道教发展逐渐超过中原与巴蜀，成为后来道教复兴的基地。根据有关记载，汉末、三国至两晋间，先后传入江东的有属于太平道支派的干君道、帛家道，属于天师道支派的李家道、清水道、杜子恭道等。
南北朝时道教的改革 在道教史上，东晋南北朝是一段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道教中人出入权贵之门，受到门阀士族阶级思想意识和生活情趣的影响。其中一些人意识到只有脱去鬼道的旧壳、充实仙道的内涵，才能更好的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上升为正统的官方宗教。也只有这样，才能应对根基深厚、咄咄逼人的佛教的竞争。于是一些人便开始从事相应的变革。当时的中国南方，是道教发生变革的主要地区。
其时首先出现的是两晋之际集道教“丹鼎派”之大成的葛洪（286-363，字雅川，自号抱朴子）。原始道教主要以符水为人治病，具有救世度人的利他性。而葛洪则将此等观念引向神仙传统，强调个人的度世成仙。他于所著《抱朴子》中，论证了人能成仙的依据，研究人的成仙方法。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农民的反抗性，另外也能满足统治阶层的长生愿望。他深受玄学贵无派的影响，以“玄”为世界本体；同时讲究道教徒为人处世原则，增加了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倾向比重，为道教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南北朝时代，五斗米道之后身新天师道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活动，它们分别是北魏寇谦之（363-448，字辅真）领导的“清整道教”与陆静修（406-477，字元德）主持的重整南方天师道（即五斗米道）。其中寇谦之奉太上老君为最高尊神，宣传上有三十六天，下有三十六土，天有三十宫，宫中皆有主神，并有辅佐主神的其他神仙和翼从。另外，他还改变了原先此教派的租米钱税制和房中术的做法，以清虚为本旨吸取儒家礼教，强调通过养生修炼达到长生不老，同时重视符录、斋戒沐浴、烧炼金丹、制定召神劾鬼科仪。陆静修则以广收道经，集经戒、方药、符图分为三洞，奠定《道藏》基础为著名。由于他们能为道教规定斋戒科仪，制定出较为完整的教义、戒律，制定教会组织秩序，从而完成了其宗教体系的创立过程。而由于他们在创制道教教义过程中，都能注意与儒学思想的配合，所以能够受到朝廷的支持。如寇氏曾使所处之北魏太武帝在京城设天师道场，改国号为太平真君，并亲至道场受符箓。而陆氏则在所处之刘宋收母后为徒，并在宣教活动的经费与场所等方面，得到宋明帝等人的支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上清派的代表人物陶弘景，他在隐居茅山期间，除有很多道教著述之外，还编撰带有教派史性质的《真诰》，写出《真灵位业图》一书，对道教崇信的神仙作了系统化的工作。这样，经过他的整理，道教大致拥有了一个等级有序、统属分明的庞大神仙谱系。这个神谱大体上已具备了后来道教以三清尊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为首的神灵崇拜体系的轮廓。
他们的努力结果是使道教成为足以同儒释并立的宗教组织，并在全国各地形成不同的道教教派体系，使此派团体在社会上形成重要的影响。所以后人普遍认为，虽然道教形成于东汉，但其基本格局的奠定，实完成于魏晋南北朝。
戒规科仪制定的完善 道教在充实发展自身教义的同时，其戒规仪义也更加完备。晋宋间问世的三洞四辅诸经中，已载有各种戒律，凡道士日常修行及生活起居的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戒规。为了保证道士严格遵守教戒，一心修缮立功，同时也为了更好以宗教的形式参与社会活动，扩大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道教在东晋南朝还加强了斋醮仪式的制定与完善。其中陆修静对道教仪式的完善化和成熟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陆修静改革天师道，首先从整理道经、构造“三洞真经”（洞真《上清经》，洞玄《灵宝经》，洞神《三皇经》）体系开始的。这些经文中大量吸收当时翻译过来的佛经义理，如涅磐轮回、因缘业报观念、阴司三界之说等等。另外，他们对儒家的道德规范、仪法制度和佛教的戒律仪规，也大量吸收改造。应当说道教的规戒、斋醮科仪、宫观生活制度等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隋唐北宋时期道教的社会地位 隋唐北宋时期是我国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隋皇朝建国之初，文帝运用道教编造”授命之符”为他夺得北周政权获得舆论的支持，故隋文帝在获得皇位后，很自然地对道教加以了崇奉，这使道教得到了发展。这种朝廷的施政倾向一直延续至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之中。就此，道教在这期间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一度道教的地位甚至在儒教、佛教之上，居三教之首。道教教主老子不仅被尊为唐宗室的“圣祖”，还先后被册封为“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金厥玄元皇大帝”。北宋皇朝虽然结束了五代十余年动乱，使社会生产、文化得以发展、繁荣，但其国力赢弱，并时常受到辽、西夏、金的侵扰。为了解除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安定民心，缓和阶级矛盾，他们求助于道教神灵，以至宋朝历代帝王对道教亦相当崇奉，其中尤以真宗、徽宗的崇道为甚。真宗在与辽立澶渊之盟后，曾效信李唐，造出过“三书”下降、“圣祖”降临等道教神话；而徽宗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任命林灵素等符箓道士以官职，通过颁行政令推行神霄道教，一度重道抑佛。当然从总体上看，在这一时期的儒、佛、道三教在社会地位上呈鼎立之势，但在思想上又有三教汇合的趋势，道教尚未完全占有独掌全局的地位。
唐宋崇道的缘由 封建社会的帝王之所以崇道，首先是因为他们认为道教这种宗教形式可以为他们建立和巩固政权服务，另外也与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失去自信有关。所以他们做得最多的，是请来道士做法事、祈福求平安及制作符命，等等。
其次，他们也出于将道教思想视为有益于社会安定的意识形态的考虑。东汉末的张角等人以道教作为农民起义的依托，但在上层道教那里，还是能够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东晋以后，一些道教学者努力使道教思想同儒家伦理相结合，使之尽可能地与世俗封建伦理道德的观念相接近。所以唐宋历代皇帝中，已不乏对道教观点肯定者。如隋文帝在保护天尊像的诏书中言：“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唐太宗敕道先佛后诏令、宋真宗赐道士贺兰栖真诏等，都有类似思想的表述。
希冀长生，也是中国社会中人崇道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道教关注现世，要求人们重视自己的生命，所以要求教派中人能通过养生调摄，来强健体魄。这对社会上的人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一些王朝贵族，也会出于上述需要，对道教发生兴趣。关于这一点，新旧《唐书》、《宋史》等史书上有较多的记载。
外丹术的发展 由于唐代皇帝大都相信服用金丹可以长生延年，又曾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命道士制炼金丹，这使金丹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其著名炼丹术士之众，保存下来的炼丹经诀之丰，炼丹术具体内容之富，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大，历代无出其右者。故学术界称唐代为道教为丹术的“黄金时期”。如司马承祯《服气精义论》、《修真精义论》等，均为当时著名的修炼理论书籍。
除此之外，在实践上，对于一些毒性显而易见的丹药原料，如四金（金银铅汞），八石（朱砂、雄黄、云母、空青、硫磺、戎盐、硝石、雌黄）等，当时的人们采用加入药料、加热、加水来促成化学性质的变化等方法以去毒。虽然，这样做不一定全能达到目的，但不可否认，这类去毒的思路是符合科学的。正由于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丹药的效用改善了，才使得这种具有性命危险的东西，对人发生持久的吸引力。
内丹学理论 一般来说，治道教史的都重视东汉魏伯阳在内外丹术发展史上的地位。不过，对于他的名著《周易参同契》究竟是谈外丹还是内丹，或者是内外丹都讨论，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只是后世治内丹的，大都尊《周易参同契》为内丹经之祖。到了隋唐时期，内丹学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到了唐后期至于北宋，内丹术在修仙术中渐渐代替外丹术占据了主导地位。唐五代时有钟离权、吕洞宾一系的内丹学说和操作体系流传，五代时施肩吾所撰的《钟吕传道集》，可以代表这一时代内丹学的理论水平。钟吕金丹法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对北宋金丹南宗和金元时全真道的丹法理论有直接影响。其后，经五代宋初道士陈抟到北宋道士张伯端，则内丹学更为系统发达，成为当时道教理论发展的主流。他们的内丹学都主张性命双修，将内丹与禅学相结合，在处世为人上把老庄之学与儒学相结合。陈抟最有影响的两部著作是《无极图》和《先天图》，其中又以《无极图》最为著名。张伯端著《悟真篇》，以《阴符经》和《道德经》为祖经，吸取“三才相盗”和“虚心实腹”的观念，融摄儒学与禅学，形成独具特色的先命后性的丹道理论。此书还以天人合一为原理，提出逆炼归元的炼养方法并强调性命双修。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北宋理学的形成，成就了儒学宇宙生成和演化学说。
“重玄”理论体系的形成 这是隋唐道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在道教形成初期，于玄学名士与佛僧热衷研习老庄哲学时，道教徒则多从事符箓科教和炼丹养生的活动，而少有能发挥老庄思想的人。及至南北朝佛教兴盛，常与道教发生争辩，在争辩中佛僧屡次贬斥道教经书浅陋，教义既少理趣，修持又近乎巫。道教徒受此刺激，转而重视经教体系及哲学义理的建构。继《灵宝》、《升玄》等杂糅佛儒学的经书问世之后，又承袭玄学，研究注疏老庄、兼容三教思想，从事新道教哲学的构造。
隋朝在京师舍玄都观，义学道士集中起来研究三教之学，整理首都义理。当时的道士所讲经书，以《老子》为主，也讲《庄子》及《灵宝》、《升玄》。唐朝皇室为适应道教的此种需要，也除了《道德经》为道士必读书外，又设相关学科以鼓励道教哲学的研习。
“重玄”二字发端于老子。自《道德经》“玄而又玄，众妙之门”而引伸，道教中人要求以此为核心，形成道教所特有的道性说和精神超越之道，对生长成仙作出新的解释。这可说是在理论上对道家本义的复归。在唐时，从事于重玄学说研究的道教学者很多，其中以唐初道教学者成玄英的《庄子疏》、李荣的《道德经注》，最具有代表性。
成玄英在重玄学说，注重将老子的道论引向庄子的境界说，使道成为主客合一的真理。他指出重玄的含义就是指大道的存在方式，也可说是道的本体论。它体现大道的超绝神妙性，表明道即是妙理。另外，重玄也指修道的要求和方式。既然大道深微，无法用求学的方法得道，那就只能用老子“为道日损”与庄子“坐忘”之术，达到兼忘，即连忘却也忘却。这就是长生久视之道的真谛。
李荣是年轻于成玄英的又一名重玄大师，他除了也能因理释道之外，还从动态上把握道与万物的关系。另外在修养论上，他提倡因乎自然之性，行中和之道。他们的学说形成，标志着道教学者已能引入“理”的概念以充实“道”，并形成在本体论基础上的理论体系，从而在思想上形成与儒、释相区别的自身特色。
儒、道、释三教之分歧与融合 唐宋时期，与道教并驾齐驱的还有佛教，另外在社会意识领域还活跃着虽然已不足以统领全局，然尚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学思想。它们形成鼎足之势，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作用。三教之间常常进行斗争，以证明自身的价值，争取执政者的支持与群众的拥护。同时又汲取对方的长处，以适应环境，发展自身，争取或巩固自己的地位。
到后期它们之间又渐趋融合，这种融合大致有三种表现：一是三教的一些学者互相承认彼此有益于人生。二是承认彼此的道理有相通之处。三是取它学之长处，为我所用。如其时之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等都曾援佛入道，吴麇融儒入道，杜光庭混同三教。佛教中的禅宗主张“任运自然”，就是老庄自然无为精神的体现。而宋代理学所述之太极思想、理气关系说等，则是对道、佛两家思想吸收、消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