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统治者对道教的态度 明清两代五百多年，是道教从停滞走向衰落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日益世俗化，符箓派相对兴盛。明清两朝统治者对道教的态度颇有不同。明代诸帝对道教相当尊崇奉敬，对道教的教团管理严格。到了清朝因为满清贵族对斋醮祈禳甚是反感，再加上道教自身在理论上缺乏更新和创造的生机，道教总体上呈现了停滞的形势。自乾隆起道教的政策地位日益下降，被执政者看成为名山胜景的点缀，对道教的管制也日渐松弛。
明清时期的正一及全真两大主要教派状况 自金元以来，道教大体上形成北方全真道、南方正一道的对峙局势。至明代则因正一道的符箓派祈禳得到皇室喜好，所以地位显赫，而全真教则因较重养生不重符箓而地位衰微。到了清朝，因皇室不好符箓斋醮，正一教的地位有所下降，全真教受到一定的扶植。其中全真龙门派因其主将王常月的精严戒行、改革积弊而使其教一度中兴。出现了陶靖庵、周太朗、范太青、高东篱、沈一炳等一批高道。他们的道行和社会影响虽然未及于全真初期的七真十八子，但对于衰落大势中的全真道来说，确也有着特殊的作用。
明清学术状况 从学术上看，明清两代在道教教义方面无大的发展。若论成绩，倒是内丹学方面尚值得一提。当时的王道渊、张三丰、陆西星、伍守阳、柳华阳、刘一明、闵一得、李西月、傅金铨等，辑、撰了一批内丹专著，对内炼理论、方法有所发展，且多以通俗、明朗为特点。这使道教内丹术突破教团内秘传藩篱而走向社会。另外，正一教中的龙虎山法官娄近垣，以其整理重刻的《黄箓科仪》，为后人保留了道教斋醮科仪、牒文、符箓的大量文献。
全真道中的张三丰，被推为武当内家拳的首创者。明代黄百家于所著《内家拳法》中谓，张三丰本精于少林拳法，复从而翻之，为内家拳。此拳以贵柔尚自然的内炼原则运用于技击，既有健身防身的实用性，又是一种气功动功，形成道教武功修炼程式。据说至今流行于世的太极拳、八卦拳、形意拳、大成拳等，皆自此拳演化而出，故被推为道教武术的一代宗师。亦成为道教贡献于人类的一大方面。
经道教中人的多方努力，内丹术越过教团疆界而传布社会，对儒学、医学、气功养生、民间宗教、武术、文学等，均有不小的影响。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曾习炼内丹三十年，泰州学派罗汝芳曾师事净明道士胡清虚，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亦撰《渔鼓词》专咏内丹之事，可见他们对内丹术之认可与接受。以后，这些道教修炼方式又被作为一种养生之道，得到广泛的流传。
民间多神崇祀、扶乩与劝善书 至晚清，全真道仍有活动，但教团素质下降，高道较少，民间非正式道士扩大，故更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主要表现在民间祀神活动及扶乩与劝善书的流行上。祀神活动的明显物象标志，是大大小小的神庙遍布城乡。其中除有官修的东岳大帝、城隍、真武、吕祖、文昌帝君、关帝、天妃等神庙遍布府州县之外，民间私建的龙王、火神、山神、土地、财神、送子娘娘等神庙。至清末这种神庙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村落，连边疆地区也不例外。
明清两代宫廷，都曾刻板印刷《太上感应篇》等劝善书，清顺治皇帝还御制序言。地方捐资印施此书动辄数千万部。以后此类书又被收入《道藏》，得到道教中人在学术上的进一步认可。
民国时期道教状况 道教自清末即已衰落，南方正一道与北方全真道此时都兼行斋醮祈禳，在中国社会发生急剧革命性的大变动中发生了空前的生存危机。民国建立之后，道教领袖人物对国事仍有一定影响，但在“五四”期间，遭到了猛烈的批判，龙虎山的正一大本营则受到更为沉重的冲击，其主要宫观大上清宫被毁，第六十三代天师也于1948年离开大上清宫。总体说来，道教在民国时期在政治时局的变动中风雨飘摇。
尽管如此，仍有部分道教中有识之士发起对道教的革新，如龙门派第19代居士陈樱宁，毕生殚精于道教与养生学研究。他提倡道学为爱国强族，提升仙学为独立的哲学体系，将仙学与人体探秘、中医结合，吸取内丹学积极成果，建构唯生的仙学理论和方法，对《道藏》进行分类，等等。他的这些努力，很重要的是依托了他的学生、上海翼化堂主张竹铭先生创办的《仙道月报》和《扬善半月刊》，他作为这两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与人讨论有关的学术和实际操作方面的问题，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道教学术研究的兴起 民国时期，道教学术活动相当活跃，开辟了道教研究的新局面：一些教外人士用近代宗教学的理论方法评述道教文化。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许地山的《道教史》、傅勒家的《道教史概论》、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道教曲籍的考订也涌现新成果。同时日本学者也早于国内学者研究道学，为中国学界带来新的观察方法。
道教与民间文化 道教作为宗教团体，严重衰颓，作为宗教文化，持续流传，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国民文化。道士们更多的到民间活动，以道事活动作为职业。如为地方或家庭驱邪隆福、祈祷超度，以取报酬。尤值一提的是道教做法事的音乐影响了民间音乐，最著名的是无锡道士出身的民间音乐家华彦钧（瞎子阿炳）创作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在音乐界得到高度的评价。

施食就是“焰口”。道士通过宣说灵章，念咒化符，将坛桌上的米粒食品变化为亡魂的法食，并且让“三途五苦、十类四生”之游魂也得到沾濡和饱满，达到亡魂超阴、共涉仙乡的目的。施食科仪起于唐代，形成于宋末，有悠久的传承历史，是道教常用的度亡法事之一。

司马承祯(647-735),字子微,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唐代著名道士。《旧唐书》本传说他：“少好学，薄于为吏，遂为道士。事潘师正，传其符录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师正特赏异之，谓曰：‘我自陶隐居传正一之法，至汝四叶矣’”因此他属于上清派的传人，于陶弘景为三传弟子。武则天时，司马承祯曾被召至都，受到礼遇。景云二年(711)睿宗又引入宫中，承祯仍固辞还山。其友卢藏用，曾隐终南山，后来做了高官，“见承祯将还天台，藏用指终南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徐对曰：‘以仆所观，乃仕宦之捷径耳！’藏用有惭色。”(《续仙传》卷下)后人将这一典故概括成“终南捷径”，讥刺那些邀名求利的人。司马承祯在帝王的礼遇面前仍志在白云青山。开元九年(721)，玄宗又遣使迎入京，亲受法箓，前后赏赐甚厚。十年，驾还西都，承祯又请还天台山，玄宗赋诗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祯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在盛名高位面前，仍坚持一个道士的本色是很不容易的。
司马承祯在道教史上，对道教理论的系统化和精密化有过诸多贡献，留下许多著作，涉及到修仙养生、洞天福地和灵符宝图等等，主要著作有：《修真精义杂论》、《服气精义论》、《天隐子》、《坐忘论》、《天地官府图》等。
唐代的道教修仙方法，有主外丹，有主内丹，但多数主外丹，或者内外兼修，司马承祯所属的上清派，原来也是存想、符图和金丹并重的。但司马承祯重视服气、养神等内炼方法，而以“坐忘”为合道重要契机，显示了唐代道风开始转变。五代以降，内丹道派成为主流，溯其源流，不能不看见，司马承祯的修道思想的广泛影响。

在道教史上出了不少名医。道士研习医药，不是个人的一进兴趣，而是因为道教讲究养生，精研长寿之方，对医理自然十分看重。同时，历代道士也将替人治病看成修仙的题中应有之义，认为救人性命是最大的功德。道教中的名医，有的只影响于当时，有的则泽被后世。唐代名医孙思邈,便是影响中国医学史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物。
孙思邈(581-682，一说生年为541)，隋唐时期著名道教医学家、养生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旧唐书》本传称他“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又致力医学的研究，成为名医。北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及唐太宗即位，才召至京师，“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同上)显庆四年(659)唐“玄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同上)上元元年(674)，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同上)永淳元年(682)卒。
孙思邈一生以修道和行医济世为务，留下的道教著作很多，尤其在中医学、养生学上有突出贡献。所有后世的道教尊其为“孙真人”，而世称“药王”。
孙思邈的中医学和养生学著作大多留存了下来。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千金方》、《千金翼方》这两部医学著作和一系列摄生、炼气的著作。他医德高尚，他的著作称为《千金方》，就是因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愈于此，故以为名也”(《千金要方·序》)。他行医几十年，“志存救济”，也要求其他医生将医德放在第一位。他的医学著作不仅是方剂的汇集，而且以论带方，体现了一个医学科学家的深邃思想。在养生方面，介绍给世人的多是简捷易行、验有实效的方法，《千金方养性》著录导引按摩、服气、服饵、房中损益、饮食起居宜忌也平实可行，至今尚有参考价值。至于《存神炼气铭》等养生著作也无其他道书的神秘缺点。所以他的中医学和养生著作，长期以来广为流传，影响至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