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指北斗星君。中国的北斗星崇拜起源于上古。北斗星君是道教尊神，主管人间的生死。告斗科仪以北斗众星之母的“斗姆”为主神。告斗就是祷告斗姆的意思。道士通过上表奏疏，献茶燃香，恭迎斗姆光临下界，然后变神召将，燃灯破幽，达到解灾脱难、请福消灾、增福延寿的目的。告斗科仪表现了道教徒对地狱之中亡魂的同情，希望通过告斗科仪，祈请北斗星君发放亡魂，使亡出离地狱，上升仙界。（封面照片由上海道教科仪整理保护专项小组提供）

又称“进表”。“表”是道士为信徒书写的表文。上表科仪中，道士通过烧香跪奏，金钟玉磬，敕水洒净等仪节，奉安诸神，然后法师步罡踏斗，以元神飞升天庭，默念表文，禀告上苍，行祭礼于司表仙官，递表文于神前，达到将信徒的赐福延龄、度亡升仙的愿望上达神灵的目的。上表科仪渊源于东汉正一盟威道时期，但目前上表科仪大致从明代沿袭下来，有悠久的传承历史，音乐优美，步法精湛，节奏跌宕起伏，因此，公认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道教则认为，通过进表科仪，可将书写信徒心愿的表文送达天庭，祭告上苍，众圣光临醮坛，可以赐福延龄，先灵受度。在上海地区，道教信徒多以进表科仪来通告上苍，或求祖先受度，或求阖门康泰。

宋元道教存在的社会背景 从总体上来看，南宋时已处于以儒为尊的思想条件下，但南宋统治者还是给佛、道两教以一定的社会地位。宋朝廷南渡之后，皇帝也曾以营建并参拜宫观、召见道流，或赐钱物、赠封号、授官爵、书写道经等方式，表示对道教的信奉。道教中人则通过在宫中设内道场、做法事等方式，表现对朝廷的支持。这样便使道教与前朝一样，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金灭辽和北宋以后，管辖了中原和北方的大片领土。一大批北方士人既不愿做官，也不愿卷入宋金之争，便从宗教中寻求慰藉，这使北方道教一时兴盛起来。他们形成不同的教派（如萧抱珍创立的太一教，刘德仁创立的真大教，王重阳创立全真教等），由于此时的道教在士人的改造下，于教义上更有深入，并有时代的针对性，所以一经建立，便具有思想的号召力，在组织上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现象引起金朝执政者的密切关注，考虑到稳定人心之需，他们给予道教以一定的扶持。
元灭金之后，元朝廷对道教亦同样表示崇奉，以争取汉族士人支持。成吉思汗召见全真教首领丘处机，为其统一中原创造条件。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期间，在支持藏传佛教的同时，对南、北方道派继续持尊崇态度。元统一全国后，道教形成正一道与全真道两大派别，其他力量较为薄弱的各派道教分别与正一（天师）道和全真道相融合。明以后的道教基本遵循这一格局而在社会上流传。
以内丹学、三教融合为基调的教义 在南宋金元时期，文人入道者较多，许多道教人物均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又与名士交往密切，这对提高道教的素质和促进道教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时，三教合流的思潮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其趋势则由社会功能上的融合发展到哲学理论上的融合，道教中人也以此作为教义之基调。
如其中的全真道，主要在发展内丹学的基础上融摄禅学与儒学，故他们的教义以“三教圆融”、“三教平等”为号召，以修炼心性为主要内容，以淡泊刻苦、救难济人为行为准则。
太一教是金朝北方新道教中唯一崇尚祈禳符箓的，但与魏晋之教派不同的是，他们已同时讲究内炼，以心灵湛寂、冲静玄虚、品德坚洁为修道之要，而以符箓为之辅。体现对新的社会思潮的吸纳。
大道教制定教义教规，根据当时的战乱社会背景，提倡清修寡欲，俭约自奉，安分为人，并实施民众救济、除邪治病、对安慰民众情绪、创造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有一定的作用。从其教理而言，则带有许多儒学注重现实的风格。
江南正一道汇合与统领着诸符箓派道教，在思想上则推崇儒学力行忠孝，在宗教内容上杂学各派，同样表现当时道教中人杂糅各流思想的时代特色。同时，南宋时继北宋道教的余绪，新的道派不断产生，其中北宋的神霄派传播到大江南北，并形成众多的支派，清微派则从神霄、正一、灵宝诸派中吸收营养，卓然成一大家。上述几派在教义上都有汇合内丹与符箓的特点。传统的灵宝派在宋元之际衍生出东华灵宝一系，理论和科仪都有不少新的创造。
宋元时期，江南又流行净明道，“净明”二字本取于佛教心性本净本明、一尘不染之意。其教义主张在修心的同时还要践行，尽忠尽孝，并全力维护宗法制度，强调行善积德。他们所讲的修道神仙，已与儒家的圣贤极为接近。另外，他们还把儒家伦理直接具体化为宗教教义和戒律，简单是可视为儒学宗教化的尝试。

事实证明，能在当时社会上得到流行并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各派道教团体，无不在“三教融合”上建立其思想体系。这反映在我国后期封建社会，儒学已十分强盛，道教出于防止被儒学排挤、侵吞之需要，不能不采取适应形势的做法。这也是他们面对现实所作出的一种选择。

明清时期统治者对道教的态度 明清两代五百多年，是道教从停滞走向衰落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日益世俗化，符箓派相对兴盛。明清两朝统治者对道教的态度颇有不同。明代诸帝对道教相当尊崇奉敬，对道教的教团管理严格。到了清朝因为满清贵族对斋醮祈禳甚是反感，再加上道教自身在理论上缺乏更新和创造的生机，道教总体上呈现了停滞的形势。自乾隆起道教的政策地位日益下降，被执政者看成为名山胜景的点缀，对道教的管制也日渐松弛。
明清时期的正一及全真两大主要教派状况 自金元以来，道教大体上形成北方全真道、南方正一道的对峙局势。至明代则因正一道的符箓派祈禳得到皇室喜好，所以地位显赫，而全真教则因较重养生不重符箓而地位衰微。到了清朝，因皇室不好符箓斋醮，正一教的地位有所下降，全真教受到一定的扶植。其中全真龙门派因其主将王常月的精严戒行、改革积弊而使其教一度中兴。出现了陶靖庵、周太朗、范太青、高东篱、沈一炳等一批高道。他们的道行和社会影响虽然未及于全真初期的七真十八子，但对于衰落大势中的全真道来说，确也有着特殊的作用。
明清学术状况 从学术上看，明清两代在道教教义方面无大的发展。若论成绩，倒是内丹学方面尚值得一提。当时的王道渊、张三丰、陆西星、伍守阳、柳华阳、刘一明、闵一得、李西月、傅金铨等，辑、撰了一批内丹专著，对内炼理论、方法有所发展，且多以通俗、明朗为特点。这使道教内丹术突破教团内秘传藩篱而走向社会。另外，正一教中的龙虎山法官娄近垣，以其整理重刻的《黄箓科仪》，为后人保留了道教斋醮科仪、牒文、符箓的大量文献。
全真道中的张三丰，被推为武当内家拳的首创者。明代黄百家于所著《内家拳法》中谓，张三丰本精于少林拳法，复从而翻之，为内家拳。此拳以贵柔尚自然的内炼原则运用于技击，既有健身防身的实用性，又是一种气功动功，形成道教武功修炼程式。据说至今流行于世的太极拳、八卦拳、形意拳、大成拳等，皆自此拳演化而出，故被推为道教武术的一代宗师。亦成为道教贡献于人类的一大方面。
经道教中人的多方努力，内丹术越过教团疆界而传布社会，对儒学、医学、气功养生、民间宗教、武术、文学等，均有不小的影响。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曾习炼内丹三十年，泰州学派罗汝芳曾师事净明道士胡清虚，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亦撰《渔鼓词》专咏内丹之事，可见他们对内丹术之认可与接受。以后，这些道教修炼方式又被作为一种养生之道，得到广泛的流传。
民间多神崇祀、扶乩与劝善书 至晚清，全真道仍有活动，但教团素质下降，高道较少，民间非正式道士扩大，故更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主要表现在民间祀神活动及扶乩与劝善书的流行上。祀神活动的明显物象标志，是大大小小的神庙遍布城乡。其中除有官修的东岳大帝、城隍、真武、吕祖、文昌帝君、关帝、天妃等神庙遍布府州县之外，民间私建的龙王、火神、山神、土地、财神、送子娘娘等神庙。至清末这种神庙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村落，连边疆地区也不例外。
明清两代宫廷，都曾刻板印刷《太上感应篇》等劝善书，清顺治皇帝还御制序言。地方捐资印施此书动辄数千万部。以后此类书又被收入《道藏》，得到道教中人在学术上的进一步认可。
民国时期道教状况 道教自清末即已衰落，南方正一道与北方全真道此时都兼行斋醮祈禳，在中国社会发生急剧革命性的大变动中发生了空前的生存危机。民国建立之后，道教领袖人物对国事仍有一定影响，但在“五四”期间，遭到了猛烈的批判，龙虎山的正一大本营则受到更为沉重的冲击，其主要宫观大上清宫被毁，第六十三代天师也于1948年离开大上清宫。总体说来，道教在民国时期在政治时局的变动中风雨飘摇。
尽管如此，仍有部分道教中有识之士发起对道教的革新，如龙门派第19代居士陈樱宁，毕生殚精于道教与养生学研究。他提倡道学为爱国强族，提升仙学为独立的哲学体系，将仙学与人体探秘、中医结合，吸取内丹学积极成果，建构唯生的仙学理论和方法，对《道藏》进行分类，等等。他的这些努力，很重要的是依托了他的学生、上海翼化堂主张竹铭先生创办的《仙道月报》和《扬善半月刊》，他作为这两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与人讨论有关的学术和实际操作方面的问题，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道教学术研究的兴起 民国时期，道教学术活动相当活跃，开辟了道教研究的新局面：一些教外人士用近代宗教学的理论方法评述道教文化。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许地山的《道教史》、傅勒家的《道教史概论》、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道教曲籍的考订也涌现新成果。同时日本学者也早于国内学者研究道学，为中国学界带来新的观察方法。
道教与民间文化 道教作为宗教团体，严重衰颓，作为宗教文化，持续流传，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国民文化。道士们更多的到民间活动，以道事活动作为职业。如为地方或家庭驱邪隆福、祈祷超度，以取报酬。尤值一提的是道教做法事的音乐影响了民间音乐，最著名的是无锡道士出身的民间音乐家华彦钧（瞎子阿炳）创作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在音乐界得到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