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藏》是道教书籍的总汇。主要收录道经、方书、道家著作和神仙传记等与道教有关的书籍。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道藏》是编定于明代的《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
虽然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道藏》是编定于明代的正统、万历《道藏》，但是，道书成集，在东晋时期已经开始，东晋道士葛洪（283—363）于《抱朴子内篇·遐览篇》中收入670卷道书名称，另有符箓五百余卷。南朝刘宋陆修静（406—477年）著《三洞经书目录》。道书编《藏》，至少在唐代已经开始，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年间下诏搜访道经，并亲自审阅，编定为《三洞琼纲》，总3744卷，天宝七年（748年）并诏示天下传写，广为流行，称《开元道藏》。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命宰相王若钦统领道士修定《道藏》，称《宝文统録》，共4359卷。由于《宝文统録》内容刊误较多，王若钦荐道士张君房校修，称《大宋天宫宝藏》共4565卷。宋徽宗崇宁年间，再次下诏搜访天下道书，并进行校订刊刻，称《政和万寿道藏》，共5481卷。金明昌元年（1190年）金章宗完颜璟下令刻印《道藏》，历时两年，称《大金玄都宝藏》，共6455卷，经版存放于北京天长观。泰和二年（1202年），天长观失慎，经版因此焚毁。元朝，成吉思汗铁木真崇奉道教，命道士宋德芳收集道经，1244年成藏，称《玄都宝藏》共7800余卷。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统治者崇奉喇嘛教，挑动佛道辩论以打击道教。在道教辩论失败以后，元世祖忽必烈下令焚毁《道藏》经版，并且焚毁除《道德经》以外的所有的道书。元以前的《道藏》都没有留下完整的藏本。
明代明成祖朱棣时期，诏命江西龙虎山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编修《道藏》，1410年张宇初羽化后，命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续编修，直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方开始刊版，正统十年（1445年）竣工，历时四十年左右时间。此次《道藏》因刊版于正统年间，故称《正统道藏》，全藏共5305卷，以千字文为函，起于“天”字，止于“英”字，共480函。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奉明神宗诏命，编修《续道藏》，以补充《正统道藏》中缺收的道书和正统以后万历以前出现的道书，共收集道书180卷，32函。明《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刊印完成后，分颁全国各个名山宫观。
明代《正统道藏》为经折本，每函卷首刊印三清圣像，后接龙牌一面，上隽文字“天地定位，阴阳协和。星辰顺度，日月昭明。寒暑应候，雨旸以时。山岳靖谧，河海澄清。草木蕃庑，鱼鳖咸若。家和户宁，衣食充足。礼让兴行，教化修明。风俗敦厚，刑罚不用。华夏归仁，四夷宾服。邦国巩固，宗社尊安。景运隆长，本支万世。正统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卷末有护法神像。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上海涵芬楼借用北京白云观《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影印，但此时北京白云观《道藏》藏本已残缺八十九页。一九八七年，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以原涵芬楼影印《道藏》为主，并以现保存于上海图书馆的上海白云观《正统道藏》藏本为根据，进行校对与补充，共补缺1700余行，纠错17处，描字500余个，使《正统道藏》成为完本。
《道藏》卷帙浩繁，其中内容更始包罗万象。《正统道藏》中根据道经的渊源和传授的脉络，将道经分为七部，称“三洞四辅”。“三洞”是指洞真、洞玄、洞神。
“三洞”之意，据《云笈七籖》中解释，“洞”，即是通，故“洞真”即是通真，以不杂为意；“洞玄”即是通玄，以不滞为名；“洞神”即是通神，以不测为用。三洞之法，为道之纲纪，通玄达妙之正法。“四辅”是指“太玄、太平、太清、正一”。辅，即是辅助的意思，“三洞”之文，是通玄达妙之正法，内容也自然极其灵秘，非常人所能显悟，故需“四辅”之文开悟世人。据《道教义枢》中说“太清经辅洞神部，金丹以下仙品；太平经辅洞玄部，甲乙十部（指《太平经》）以下真业；太玄经辅洞真部，五千文（《道德真经》）以下圣业；正一法文，宗道德，崇三洞，遍陈三乘。”在“三洞”以下，各分十二部，总三十六部，故称道经为“三十六部真经”。此十二部分别为：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録、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讃颂、表奏。
《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的留存，对于中国道教意义重大。《正统道藏》中收有大量的道书，内容多而广泛，涉及道教的教理教义、清规戒律、斋醮科仪、符箓灵图、内外丹道、神仙传记、名山宫观、高道事迹等古代道教方方面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使我们今天对道教史的研究有了可以依据的史料，同时也使今天的道教教团正本清源坚持信仰有了历史上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通过对《正统道藏》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道教发展史上的“成之因，败之故”为我们今天道教教团的发展方向提供史学上的参考。
《正统道藏》的留存，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也有巨大的贡献。由于道教自身的特点，如：道教继承了中国古代道家的思想，因此在《道藏》中收录了大量古代哲学著作；中国至少在唐代以前医道不分等，因而使《正统道藏》中还收录了一些中国古代医药学著作；由于《道藏》的流传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旦成《藏》就不允许改动，也不可能改动，这对于保存中国古代文献的原貌，保存中国古代的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至今，一些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学者，用《正统道藏》中收录的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的藏本来展开研究工作。除此以外，道士要观星望气，就在《道藏》中记录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和气象学知识；道士要烧炼金丹，就在《道藏》中记录了中国古代化学知识；道士要经常四处云游，入山采药，就在《道藏》中记录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知识；道士要琴棋书画无所不通，《道藏》中也就很自然的要记录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等个方面的内容。因此，《正统道藏》的刊印和留存，对于道教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的保存和研究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传统岁时风俗中，端五是个重要的节日。在这一节日中，有很浓厚的道教影响。
端五，又作端午，定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古代将数字依五行安排，五为中数，五月初五，一年中两个五重迭，是中之又中，所以这一天也称为天中节。十二天干标时间，午时正值日之正中，天中又可以午为代表，所以称为端午或重午。在古人的观念中，五月五日是毒日，当日生下的儿子长不大，或者长到门楣高时要克父母。所以要想办法消灭其灾。后来形成端五节，有龙舟竞渡等习俗，有人认为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其实，端五节的主要内涵是消除时毒，龙舟也是消除的一法，有学者如闻一多先生，认为其起源在古代南方越人的图腾崇拜。端五的辟毒习俗至迟在汉代已经相当成熟，道教形成后，发挥了擅场消灾祛邪的专长，深入地进入端五习俗之中。比较重要的有这么三项：挂天师符、雄黄酒和挂钟馗。
挂天师符。在端五这一天，许多人家中的客厅里都要挂起天师符。这项习俗的形成很早，不过有一个演化的过程。据晋代高道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说，五月五日佩赤灵符于身边，可以辟兵（灾），后世于端五以道符佩带，便是其意。从佩符又发展出挂符。在明清时代的风俗中，挂天师符成了端五习俗中的通例。有些地方甚至在五月开头就将它挂起来，六月初一才取下来。所以有人作诗描写上海地区的习俗说：“岁岁新符换旧符，羽流托业有门徒。筠笺劲达龙蛇气，挥洒朱毫灿画图。”诗下自注说：“端阳节粘符于两楹间，谓可驱邪降福。先数日，羽士朱书符诀，于素诵经之家遍送之。谓门徒，如贸易之有主顾也。”（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当然天师符的名称不一定真的指天师所画的符，而只是以天师名义所画的符，或在符上写上“天师”二字以示权威。宋代风俗，尚有用艾草缚成骑虎天师像，挂在门上以辟毒的做法。
除挂符以外，古代的习俗，还用艾扎成骑在虎上的天师象，用大蒜做他的拳头。这也是利用天师的威名来御凶辟毒之方。不过，这种做法现在已经消失了。
天师符之外，小户人家又粘彩色桃印小符，身上挂彩绒裹绸线为五色符，都是从道教中引申而来。
雄黄酒。端五习俗中，常将雄黄调在酒中，让大人小孩喝下以辟毒，余下的酒浆洒在房子四角。据说这酒很是厉害，《白蛇传》里的白娘娘就是却不过许仙的一再劝饮，喝下了此酒，在睡中显出了原型。雄黄，原是道教炼丹中常用的药材。它也是一味中药，《图经衍义本草》中列“玉石部中品”。 说它有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胜五兵等功效。但它是有毒的。在道教的服食方中，服雄黄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一种是泡酒喝。此方葛洪《抱朴子内篇》已经提到。《道藏》中又有《神仙酒炼雄黄方》，是以雄黄为主药，酒为辅料。方后说，此药服过之后，“腹中三虫伏尸去，心开目明，使人有威武，入水辟蛟龙，入山辟虎狼，入军辟五兵”。这种对雄黄酒的功效的肯定到了近乎迷信的地步，影响到民间，遂形成端五饮雄黄酒洒雄黄酒的习俗。
除雄黄外，某些地方也用朱砂酒。朱砂是炼丹的基本药物，比起雄黄来更为重要，同时也是画符的常用材料，朱砂酒的用法也是从道教里来的。有的地方又在酒中放入切碎了的菖蒲，称“泛菖蒲”。菖蒲也是道教常用来服食的药材，认为其效可以辟虫毒，去三尸，所以泛菖蒲也是道教影响于端五民俗的表现。
雄黄有毒性，便确是一种能够抑止昆虫和细菌生长的药物。当代人一般不再用它泡酒喝，但在端五节，农村仍常用雄黄酒给小孩涂面，更多的是将它洒在房子角落里，作为杀虫剂。
挂钟馗。端五习俗中常见的一项内容是挂钟馗。钟馗是捉鬼的键将，其像经常被画成虬须努目，狰狞可怕，腰挂宝剑，手则筋骨棱棱，或凌空欲攫，或双手擘鬼欲啖。钟馗的出现与唐朝玄宗皇帝有关。据宋代著名学者、科学家沈括《补笔谈》说，唐明皇（玄宗）于开元年间，讲武骊山，回宫后得了疟疾，一个多月都好不了。忽然在一天晚上梦见两个鬼，一大一小。小鬼跛了一脚，瞎了一只眼，偷了杨贵妃的紫香袋和明皇的笛子，绕殿奔逃；大鬼戴帽子，袒露着两臂，脚穿靴，抓住小鬼，挖出眼珠子，将它吃掉。皇上问大鬼：你是什么人？回答说：臣下是钟馗，来应武举，不中，誓为陛下除天下妖孽。明皇梦觉之后，病也好了。于是召画工吴道子，让他画钟馗像，分赐给各大臣。这样，便形成了以钟馗辟鬼的习俗。不过，经明清时许多学者的考证，钟馗的信仰，可能很早，至迟在南北朝时便有人以钟馗为名，足见其英武之名早已盛传于民间。有人说“钟馗”又写作“终葵”，原是“椎”的切音，而椎，是古代用来打鬼的武器。如此说来，唐明皇时不过正式出现了钟馗的形象，而且因皇帝的命令而风行全国，从此在中国人的民俗中生下根来。
这钟馗的形象，自吴道子画后，又有众多的画家涉足其事，所以呈现出纷纭多样。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

往昔吴道子画钟馗，穿蓝色衣服，一足穿靴，一眼瞎，腰插朝笏，头戴巾，头发蓬散，用左手捉鬼，右手挖其眼。笔迹遒劲有力，实在是绘画中的绝品。有人得到后去献给蜀皇帝，蜀皇甚爱惜珍重，常挂在卧室中。一天，召黄筌来观赏，黄筌一见就称赞叫绝。皇上对黄筌说：“这钟馗如果是用拇指挖鬼目，那么更显示出有力，你试着替我改一改。”黄筌将画请回自己家中，看了几天也没有看够，于是另外用绢上画了一个用拇指挖鬼目的钟馗，第二天和吴道子的画一起献上。皇上问他：“前头是让你改一下，为什么另外画过？”黄筌回答说：“吴道子所画的钟馗，一身的气力、眼神都灌注在第二指，不在拇指，因此臣下不敢改动。现在我所画的，虽然不怎么合您之意，但一身的气力，倒是都集中于拇指，所以敢另外画一幅。”。

从这一故事中可以知道，古代有多位画钟馗的名家，发挥着各自艺术才华，所画的钟馗也就千姿百态。不过从唐代传下的钟馗样本，更因为其功能在于捉鬼、吃鬼，所以狰狞凶狠是其基本特色。然而他象貌虽恶，却是一位善神，其凶恶是专门针对着恶鬼的。一般民间画钟馗都突出这一点，在钟馗上方，添画几只蝙蝠由天而降，取“福从天降”之意。道门所制则常钤上“道经师宝”的印玺，以增其威。又道门中已将钟馗吸收进自己的神仙谱系，在画符中有时也以之为签押。
钟馗也用作门神。因为民间传说，他原中状元，因为主试官－－一说是皇上－－嫌他相貌丑陋，故而不取，他一怒之下撞死在后宰门，所以便请他做了后门门神。

过年习俗中有一种很普遍的做法，就是贴门神与贴春联。这两项习俗，其起源都与上古的御凶卫家有关，也很早与道教发生了关系。对它们的了解要从上古时的饰桃人和挂桃符说起。
门神起源很早，至迟在东汉。《风俗通义》载：“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神荼（音苏）与郁垒（音卢）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有桃树，二人于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为人祸害，神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 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御凶也。”王充《论衡 订鬼》也有类似的说法，但说是据《山海经》所说。要之饰桃人于门上，是从度朔山的神话故事而来的，其起源相当古老。道教形成之后，门神也进入了它的神谱。只是古代用桃人御凶，后世则径在门上画出其形象来，似乎简便了许多。六朝墓中发现的门尉，为一戎装持枪的将军，想来凡间的门尉形象也差不多。又据记载，画门神总是左右两个同时出现，一个叫门丞，一个叫户尉。唐以后，门神变成了秦叔宝、尉迟恭。传说唐太宗李世民有病，听到鬼神呼叫，大惧，秦琼与尉迟恭穿着戎装在门外守了一夜，结果平安无事。于是将这两位猛将的画象挂在宫门的左右，据说也很奏效，以后就变成民间的门神。其实，门神只取其威猛御鬼，那一方神道出了名，民间就将他画在门上充作门神。关羽、岳飞、姜太公 都担任过这一要职。
在门神中也常出现钟馗。关于他的来历，我们在介绍端五习俗时已经谈到过。传说他撞死于后宰门，所以充当后门门神。
春联是从挂桃符的风俗演变来的。前面提到的度朔山神话中，桃树扮演着重要角色。古人似乎对桃树有一种极为深沉的崇拜心理，认为它有使鬼神害怕的神奇功能。所以在临近死尸或墓地时，都要用桃枝来祓除不祥，也就是赶走鬼魅，道士作法每用桃木剑，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古人从大桃树下检阅百鬼的故事中，引伸出在门上挂上桃板以御凶的做法。后来，在桃板上又画上符，便是桃符。这就使道教直接加入了对桃符的制作，因为画符正是道士的特长。当然，桃符也可自己画，南宋陆游《除夜雪》诗有“半盏屠苏（按：指屠苏酒，其起源也与道教的精于制药有关，或有人将之系于唐代高道药王孙思邈）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之句。挂桃符的习俗一直到宋代仍沿袭着，宋代王安石诗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指春节时的普遍习俗。不过，在大约五代时，桃符内容有了改变，以致于最后演变出与其功能有相当差异的春联。五代孟蜀时，出现了一种门帖。黄休复《茅亭客话》说：“先是，蜀至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俾题元、亨、利、贞四字。时伪太子善书札，选本宫策勋府桃符来，自题曰：‘天垂余庆，地接长春’八字，以为词翰之美。”这样就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桃符的用途。为种做法，到南宋时便被普遍采用。据周必大《玉堂杂记》说：“除日更春帖、柱联、门额，于堂轩贴福禄寿、一财二喜等字。”情形已与桃符的做法不一样了。从此，春联渐渐代替桃符成为过年门上的主要装饰。春联主要是表达人们对新春吉祥的愿望，与桃符的原意已有差距。

送灶又称辞灶，是送灶神上天的民俗活动。灶神本来在中国是家庭祭祀的对象之一，由主持厨房大政的老妇主祭。但后来演变成家中的重大祭祀，而且粘在过年习俗中几乎是牢不可破。灶神很早就进入道教神谱，称东厨司命，不知何时升级为帝，号东厨司命大帝。灶神的生日在八月三日（又有说是十五日），该日家家点灶灯祭灶。但现在说的辞灶接灶却是过年习俗的一部分。原来，依照《抱朴子内篇》的记载，灶神平时有监察下民的职责，该户人家的功过善恶，都要定期报告天庭，上天则依据其报告定这家人来年的祸福。一般认为他上天的日子是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也有认为是在二十四），届时便要好生欢送；他上天述职之后，于除夕回来，是时当然必须欢迎。前者为送灶，又称辞灶；后者则是接灶。
送灶。灶神一般用纸绘成，称为灶马，－－马者，应读成码，意思是神的符号，各种不同的神有不同的“马”，－－平时贴在灶上神龛中，送灶时将它揭下，用火烧之，让灶神乘烟上天。不过，因为老百姓心目中明白灶君这次上天的目的乃是报告自家的是非功过，主要是过失，所以要对他老人家耍一点儿小手腕。先是在送他之前，在厨房中点上灯，拿些酒糟抹在灶上，叫做“醉司命”，意思是让他喝得醉熏熏的，忘掉这家人的过失。同时也给他上些特别的供品，其中有一项胶牙饴是必不可少的。胶牙饴就是麦芽糖，吃在嘴里非常粘，它的用处就在粘－－甜甜的糖将他牙齿粘住，待见了玉帝，便说不出话来，当然也就打不了小报告。另外，某些地方还巧妙地利用方言的谐音，创造出一些特别的办法。如江南地区在供品中放入菱角、茨菇、芋等物，说是到了玉帝跟前，玉帝问：“这家人是好人吗？”本来有点醉的灶君想起吃过茨菇，便回答说：“是咯（茨菇在吴语中的谐音，意为“是的”）是咯。”问：“他做人好不好？”回答说：“灵咯（菱角在吴语中的谐音，意为很好、很棒）灵咯。”“嗯呐（吴语芋艿的谐音，意为“对”、“是的”）嗯呐。”这样便在玉帝面前留下好印象，来年必获福报。除祭品外，还得给灶神准备坐骑。这点视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说，古代多用纸、草、竹片等扎成车马，明清时代官员多坐轿，所以用纸扎轿。当代北方多以草扎小马，南方则习惯用筷子做轿杠、纸糊轿子。轿、马都是与灶马一起焚烧，让灶君安坐上天。这天，民间看成“交年”，所以会到道观中请来灶疏或叫交年疏－－疏是一种上给皇帝或大臣的文书，也与灶马一起烧掉。当然其目的与送灶上天一样都是祈求来年过得平安祥和。
接灶。灶君上天述职已了，除夕回到各家为他预备的神龛。这次当然要表示迎接。一般是上供品，放爆竹，而最主要是贴上新灶马。这灶马，有灶君独个儿的，更多是同时与他并肩画着灶奶奶。二老被安置于粉刷一新的神龛中，算是回到了自己的宫中。灶神的宫殿其实很简单，就在每家每户的灶上留一个小龛，两旁贴上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保平安”。这里寄托着人们对生活平安和顺的美好而又朴实的愿望。
现在的城市里，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那种砖泥砌的灶头，所以不再贴灶马，但是在辞灶的日子一部分居民仍然会有一些放鞭炮之类的活动，而且要在厨房里早早地点上灯。原来腊月二十三送灶的日子，民间又称为过小年、交年，放几响鞭炮也算是应个景儿。民间本来也有在灶君生日在厨房尤其是灶上点灯以示祭祀的习俗，称为点灶灯。在送灶的日子里用上它也是一点敬奉他老人家的遗意。